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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著

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

发布时间:2021-03-28 17:22:00

摘要:从国际关系视野考察14年中国抗战,“国际抗战”既为一种研究视角,亦是全面抗战发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的一种抗战的态势,它是全面抗战的重要阶段。中国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英美调停暂时遏制了日本对中国进一步的军事侵略,但中国东北的沦陷却引发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吞与蚕食。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为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准备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苏联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三年对中国提供的巨大军事援助使得中国抗战得以持续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笔者认为蒋介石决心固守南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使中国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中国国际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

关键词:局部抗战; 全面抗战; 国际抗战; 第二次边疆危机; 德国与中国抗战; 苏联与中国抗战; 钨砂贸易;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1至此,学术界持续了60余年之久的14年抗战还是8年抗战的争执最终有了定论。本文仅就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中国抗战与国际抗战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局部抗战形成的国际背景及其影响

 

中国局部抗战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其形成的主因是什么?我觉得同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九一八事变无疑是将美、英等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捅了一个大窟窿。国民政府期待英、美等国能够依照《九国公约》来维持华盛顿体系,制止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但深陷于1929年经济危机中的英、美、法等国此时均已自顾不暇而补天乏术。尤其是英、法两国甚至想利用日本对北满的控制来牵制苏联。美国政府原想联合英国向日本施加外交压力,但因英国的装聋作哑而作罢。苏联虽然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由于担心“苏联领土将遭到日军的直接进攻”,遂决定采取不干预政策2。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采取的是一边交涉、一边抵抗政策。

 

1.蒋介石利用英美干预政策与局部抗战局面的形成。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蒋介石已于当晚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指挥对日作战事宜。他当即确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3。该项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抵抗,抵抗的目的是要引起英美等西方列强共同出面干预日本对华的进一步侵略。为了增援第19路军作战,蒋介石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第87和第88师组成第5军,以第19路军名义驰援上海,投入作战。蒋介石之所以要在列强利益最为集中的上海地区实施较大规模的作战,其目的就是逼迫英美出面调停。

中日两国在淞沪地区的军事作战果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淞沪抗战爆发以后,英、美驻沪总领事立即出面调停,要求“日方退回原防,退出地段暂由中立国军队警备,作为缓冲,以待解决”。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做出了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美国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于1月30日搭载一个团的海军陆战队从菲律宾驶往上海。

在此形势下,日本外相芳泽谦吉请美国驻日大使向美国政府发电报,要求美国“帮助缓和危局”。美国政府则于2月2日同时递交通牒,要求中日两国政府“迅速展开交涉,使两国间一切的纷争都以巴黎协定及12月9日国联决议的精神为基础进行解决”。国民政府当晚即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劝告。但日本强调中日“两国间现存的一切纷争”,不能包含“满洲事件”。

2月23日,史汀生在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强调:“九国公约实为缔约国间一个自制的约束,意在放弃任何倾向于干扰中国发展的侵略政策。”史汀生因此建议其他国家与美国“联合一起,不承认任何中日两国所成立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议”。这就是说,《九国公约》完全适用于在满洲和上海发生的事件。

史汀生这封信所引起的反应,对英国政府和国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全体会议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以及日本随后退出国联的举动,导致日本在外交上陷于被动。“上海事变后的国际环境对于日本来说极为不利。而且,当看到不仅美国,甚至国际联盟成员国也采取了不承认‘满洲国’的方针时,日本政府为防止对外关系恶化,行动更加谨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使日本政府陷入极端的窘境中。”

一方面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在淞沪地区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抗击,迫使日本不得不停战,以避免事态恶化;另一方面则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强力干预与斡旋,终于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因此,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府和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最经典战役,它提升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激情。蒋介石巧妙运用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利用英美希望继续以《九国公约》维护在华利益的顾望,暂时阻止了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军事入侵。中国对日局部抗战的局面因此形成。

 

2.华北危机与中国第二次边疆危机。

世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加剧了英、法、德、日等国经济的严重衰退,而英国扶德抑法的政策,导致纳粹党在德国掌权。1935年,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进行扩军备战,使得欧洲战云密布。美国则因传统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愈加孤立于欧亚事务之外。

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影响之下,美英在东亚遏制日本侵略中国的能力逐渐衰弱。1932年5月15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新内阁积极推行夺取热河的政策。1933年2月日军攻占热河后,为了阻止日军进入华北,保卫平津,国民政府先后调集28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6个炮兵旅,在长城沿线各关隘部署军队,凭险固守,阻击日军2个师团及2个混成旅团对长城沿线的进攻。

为了吸引国际注意力,蒋介石再次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3个德械师(第2、第25、第83师)到长城沿线作战。不过,长城抗战持续近3个月,英美根本没有出面干预之意。因担心引发全线战事,蒋介石只好决定停战,命令徐庭瑶、宋哲元、商震等各部放弃长城一线,5月中旬指示黄郛到北平就任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同日本代表进行谈判。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不过,从本质上讲,长城抗战以后国民政府采取的对日交涉与妥协退让政策,既有将主要力量“围剿”南方兴起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力量的需要,也有为了争取时间来延缓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赢得时间来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并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考虑。

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宏大视野来看,我们更应该重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中国边疆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引发了欧洲列强对中国边疆进一步的侵吞与蚕食行动。1933年4月上半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出动3艘军舰,先后占领了南沙群岛的9座岛屿10,并于同年7月25日宣布这些岛屿“现属于法国主权之下”。自西姆拉会议后,英印政府一直试图侵占西藏地方政府所属喜马拉雅山南麓平原地区的领土,即西藏东南门隅、珞隅与察隅各地区。华北危机之际,英印当局落井下石,利用1935年4月发生的“华金栋事件”,乘机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现在看来,加强抗战时期法、英侵占中国南海诸岛和西藏东南地区领土之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此外,局部抗战时期苏联在外蒙古和新疆省的控制与渗透亦值得深入研究。

 

二、德国与中国的抗战准备

 

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研究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蒋介石早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清党前,就派留德博士朱家骅帮忙联系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从1927年12月初蒋介石聘用德军退役上校鲍尔(Max H.Bauer)起,先后有5位德国人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任军事总顾问。其中佛采尔(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对中国抗战影响最大。他们最初来到中国的目的是担任军事总顾问,帮助中国建立新式军队及军火工业。当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差,因而提出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交通和现代化军队的构想。

塞克特是这一设想的主要设计者。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最杰出的德军将领、魏玛(Weimar)政府时期德国国防军的首任总司令,他答应来华任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同蒋介石达成用中国钨砂等特有矿品交换德国军火的易货贸易。他在任时间不到一年,但他致力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交通建设、军队整编和江海防工事的修建。在后任总顾问法肯豪森持续努力之下,德国顾问团为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作出了极大贡献。

 

1.整编军队。

1931年至1933年间,佛采尔共计为国民政府整编了6个教导师,后来编成第5军和第17军,分别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从1935年至1937年6月,由法肯豪森主导,国民政府整编陆军30个师约30万人。每师辖3个旅,每旅辖2个团,师直属一个炮兵营、3个榴弹炮连、1个战车防御炮连、1个高射炮连以及工兵、通讯、辎重、特务各一个营,军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大大加强。整编师大部装备了全套德式武器。此外,在德国帮助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成立了几个炮兵团和一个装甲车营,配有15公分口径重榴弹炮和坦克。德械师的战斗力亦非昔日可比。“整师整师的(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

 

2.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在德国帮助下,国民政府对原有军工企业进行改造,使得中国的步枪、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及其弹药制造已能自给。而株洲兵工厂则是由全新的德国设备组装而成的火炮生产线,可以制造各种口径的榴弹炮及炮弹。该厂后来迁往重庆。中国军火工业的自给自足,为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重要保证。

 

3.德国军火的输入。

1934年后,德国对华武器出口大大增加。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数字,1935年德国交付给中国的武器和弹药价值6458万马克,1936年为2375万马克,而1937年则达到8279万马克。从德国购买的武器中包括德制8.8公分口径高射炮、7.5公分口径的克虏伯榴弹炮和亨舍尔坦克,还有战斗机、潜水艇和军舰等。

 

4.德国投资对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和1935年4月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开启了由国家开发并经营为主导的、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中国重工业和矿业发展计划。由于这两个机构均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中国新的工业战略得以迅速实施。这些工矿企业主要用于国防需要,并由经过训练的专家朝着“计划经济”方向进行管理,其特点是将“重工业发展与原料开采及新能源生产能力”联系在一起16。在该项计划中,德国的企业投资功不可没,而中国特有的钨、锑、锡等金属矿品的出口为这一计划提供必要的外汇。

其一,重工业建设。在德国克虏伯公司(Friedrich Krupp AG.)的帮助下,资源委员会同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合作,启动了在湖南湘潭建设中央钢铁厂的三年计划,20多名青年和数十名技术人员于1936年6月前往德国埃森接受培训。后因抗战爆发,工厂停办,设备和人员转移到云南。此外,在德国帮助下,昆明的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铜厂,四川巴县的油田、四川内江的中国酒精厂,重庆的中央电器制造厂均开始兴建。

其二,交通运输建设。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 Hansa Co.)早在1930年就同中央航空公司合作,成立了欧亚航空公司,开辟了中国经由西伯利亚飞往柏林的航线。后来在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支持下,德国工业巨头奥托·沃尔夫(Otto Wolff)于1934年在上海设立了沃乐孚钢铁公司(Otto Wolff Koeln,China Branch),同年6月签订修建浙赣铁路的合同,不久又签订修建湘黔铁路与修补平汉铁路的合同,并向中国方面提供贷款,用于购买铁路器材、机器和军事装备。该公司还同德国荣格赐飞机制造厂(Junkers-Flugzeugwerk AG.)合资在南昌建立飞机制造厂。同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 AG.)合作,在湖南建立一座汽车制造厂,组装载重汽车。该厂1939年秋迁往桂林。

总之,局部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德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德国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方面的关系均很密切。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德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各种援助,使得中国的抗战准备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而德国对中国陆军的整编、对中国国防工事的修建、对中国国防工业的整理、对中国交通系统(铁路、公路)的完善,均为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客观地讲,如果没有1930年至1938年期间以钨砂为核心的、以中德易货贸易为形式的中德军事、经济和文化合作,中国很难同日本进行军事对抗。在德国国防军部和经济部的支持下,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导的中德军事和经济合作,使国民政府得以有效地进行对日抗战准备,使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成为笑柄,并使日军同中国军队形成近三年的战略相持局面。

 

三、苏联援助中国抗战

 

总起来讲,国内学界对于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尚待挖掘的俄文史料非常非常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民政府同苏联关系有了极大改善。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表现出积极的援华态度。1937年7月31日,苏联主动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武器订单,其中包括伊-15飞机45架、伊-16飞机94架和中型轰炸机62架。在向英美求援成效不大的情况下,对苏戒心很深的蒋介石当然无法拒绝。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签订。

 

1.“生死关头”———南京保卫战与蒋介石期待苏联对日宣战

1937年8月下旬,国民政府派出以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的“苏联实业考察团”赴莫斯科,专门负责办理购买军火事宜。八一三抗战爆发两个月以后,蒋介石对英美出面干预日本侵华的幻想已经破灭。经过长时间思考,他于10月22日要杨杰向苏联最高当局询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如“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盼坦白相告”。

为了激励中国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士气,斯大林在11月11日下午接见杨杰和张冲时,称赞“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并保证“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伏罗希洛夫11月10日晚在送别宴上请张冲转告蒋介石:如果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他在11月12日亦向杨杰表示:“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不过,他仍称苏联正在积极准备出兵参战。

张冲回到南京后,于11月28日向蒋介石转达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口信。在此前后,蒋介石于26日、28日和29日给杨杰连发三电,要其向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虽已迁都,但决心“固守南京,不放弃长期抗战主旨”。中国唯一的期待就是盼望“友邦出兵相助”。但因“南京防御工事殊嫌薄弱,恐难持久”,故请杨杰询问苏联政府“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

11月30日,蒋介石信心满满地致电龙云:“我军决固守南京,部署已定,必能持久,以决最后胜负。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变,此乃确有把握,望兄力促永衡,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并表示自己仍在南京“策划一切”。

同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指日本为中苏两国之“共同惟一之敌”,且“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现“不得已退守南京”,“当此存亡之交”,“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25。不过,斯大林此时绝不会对日本宣战,蒋介石盼苏联出兵也只是一厢情愿。斯大林于12月初致电蒋介石,宣称如果苏军“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将会被认定为“侵略行动”。他表示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就可以立即出兵”。蒋介石于12月5日接到斯大林的这份回电,大感失落,称“此与杨杰、张冲所报告者完全相反”,自觉“苏联出兵,殆已无望”。

如果说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政府投入包括全部德械师在内的70万大军同日军浴血奋战近三个月,是为了让英美再次出面调停。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调集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15万残军死守南京,竟是为了用南京保卫战来争取苏联对日出兵。在“斯大林复电亦到,出兵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7日清晨即离开南京,飞往江西庐山休憩。此情此景,令人唏嘘不已。

 

2.苏联军事援华与苏械化师的建立

在期待苏联出兵援华的希望破灭之后,蒋介石遂于12月6日致电斯大林,期望苏联“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早奠东亚和平之基础”27。12月30日,蒋又致电杨杰,请求苏联立即供给中国20个师的军事装备。苏联政府立即同意提供除步枪之外的全部20个师的重型装备,包括11.5公分重炮80门、7.6公分野炮160门、3.7公尺战车防御炮80门及各种炮弹36万发,重机关枪300挺、轻机枪600挺附机枪子弹1000万发。此外,苏联还紧急援助中国所急需的双翼驱逐机62架并附武器及弹药。此前,苏联已于1937年年底将62架驱逐机运送到哈密进行装配。现又“允让六十二架”,可编为4个大队。此外,苏联已派空军志愿参战人员一个大队约150人到中国参战。

1938年3月1日,中苏签订第一次信用借款合同,借款总额5000万美元。同年7月1日,中苏又签订了第二次信用借款合同,借款总额5000万美元。1939年6月30日,中苏签订第三次信用借款合同,借款总额1.5亿美元。截至1940年10月,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各类飞机1000余架、飞机备份发动机200架、坦克82辆、各类火炮1200余门、轻重机关枪近万挺,汽车1500余辆、步枪5万余枝以及其炮弹180余万发、子弹1800万发。

武汉会战期间,以苏式重武器武装起来的苏械化师在同日军的激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年初以后,中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导致苏联不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日在1941年4月签订的《中立条约》侵犯了中国主权。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已不可能援助中国抗战。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讲,不能够得罪日本,甘冒东西两面受敌的政治风险。当然,对于苏联提供的2.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国民政府用了数量巨大的钨砂等矿品和茶叶等农副产品来偿还。

 

四、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国际抗战局面的形成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同美、苏、英各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在此不再累述,仅就国际抗战谈几点看法。

 

1.中国融入“国际抗战”。

我之所以要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称为全面抗战的“国际抗战”新阶段,是因为此时中国抗战已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如前所述,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期待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日宣战。以当时中国的现状,单靠中国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击败日本,这是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宣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美国对日宣战以后,蒋介石立即向美、英、苏各国表达了中国的建议:(1)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由美国领导的同盟。(2)美、英、苏各国与中国一道对德意日宣战。(3)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前,联盟各国不得单独对日媾和。国民政府也于12月9日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正式宣战。蒋介石深知中国抗战只有融入国际抗击德意日轴心国的国际抗战中去,才有获胜的可能。因此由美、英、苏与中国一起共同对日作战,成为蒋介石追寻的主要目标。

当时蒋介石最大的愿望,还是期望苏联对日宣战。12月10日,他密电斯大林,请苏联立即出兵。但斯大林以“苏联现负担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而拒绝,并恳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的主张”。

1941年年底,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军事联席会议,决定在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成立一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统帅,统一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军队”。中国军队在国际抗战中最重要的一个亮点,即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缅甸进行的两次作战,中国官兵的英勇作战恰恰彰显出中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出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重要贡献。

 

2.反攻缅北与中美英军队联合作战。

1942年4月,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并将由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所部9000余人调往印度东北部比哈尔(Bihar)邦的蓝姆伽(Ramgarh)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从1942年9月至1944年1月,接受训练的中国官兵共有32 293人,这支部队后来扩编成新1军,下辖新22师、新30师、新38师以及若干个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和战车营、高射炮营、通信营等特种部队,为收复缅甸北部,打通滇缅路交通做准备。

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收复缅甸。同年2月,中、美、英高级将领在印度加尔各答开会,商定了由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最终会师于密支那的作战计划。为了配合中国驻印军的反攻作战,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成立特种部队,以小规模兵力深入丛林,进行渗透,攻击日军后方。英军此前建立了约3000余人的“钦迪特”(Chindits)远程突击部队。该支部队于1943年2月被空投到缅北日军后方,分成若干纵队进行游击战和袭扰战。

美军建立的特种部队为第5307混成部队(the 5307th Composite Unit),代号“加拉哈德”(Unit Galahad),人数亦约3000人。由于指挥官为麦瑞尔(Frank Merrill)准将,故又被称为“麦瑞尔突击队”。1944年2月,这支部队分成6个战斗分队进入缅甸,深入后方,任务是切断日军的补给与交通线。

中国驻印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与新22师(师长廖耀湘)于1944年1月初发动缅北作战,3月5日攻占缅北门户孟关(Maingkwan)。在攻击瓦鲁班(Walawbun)时,新38师恰遇麦瑞尔突击队一部在迂回进攻瓦鲁班途中遭到日军两个中队的袭击。孙立人即派第113团前往救援。经过昼夜的急行军,该团于3月6日占领瓦鲁班东北2公里的拉于卡,击退压迫美军的日军,麦瑞尔突击队一部得以解围。

在新38师和新22师进攻加迈(Kamaing)时,孙立人命令第114团于5月28日进入原始森林,经过4天不分昼夜的急行军,该团出其不意地攻占加迈以东要地拉芒卡道(Lamongahtawng),15日又将孟拱(Mogaung)和密支那(Myitkyina)之间的要道巴稜杜(Parentu)占领。其时在孟拱城东南2英里处有一支英印军“钦迪特”部队。由于孤军作战,该军一直受到优势日军的包围攻击,伤亡重大。该旅“派少校参谋Ty-Acke,于十七日到达本师,请求支援”。孙立人遂命令第114团“星夜向孟拱东北地区秘密开路,强渡南高江,支援英军,并攻击孟拱”。该团主力于20日晨向孟拱南部外围据点实施攻击。而救援英军的该团第1营终将英军解困。

 

3.中美混合联军突袭密支那。

1944年4月,史迪威组编了一支中美混合联军,下辖3个支队。联军总人数为6000人,其中中国驻印军4000人,美军麦支队1400人、英军克钦族侦察队600人。该联军的任务是翻越库芒山,直插密支那,占领机场和城市37。中美联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于4月29日分别从太克里(Taikri)出发,依靠克钦族向导的引路,翻越海拔2000公尺的库芒山,于5月16日秘密抵达密支那的西飞机场,并于17日占领之。

日军在密支那城四侧构筑的坑道式地下工事犬牙交错,坚固抗炸,易守难攻。联军指挥官麦瑞尔准将麻痹轻敌,坚信密支那城内日军只有“步兵300名”。19日,他仅派第2支队所属第50师的两个营冒险进攻。由于缺乏重武器,加之官兵疲劳,突击队遭受重大损失。日军随即由孟拱和八莫派出援军,城内日军已达4600余人。尽管史迪威亲临密支那,并多次换帅,但中美联军依然伤亡严重,进攻受挫。6月25日,新38师在攻占孟拱时歼灭了从卡萨前往密支那增援的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主力和独立炮兵联队一部,并派第113团从孟拱直捣密支那。而新1军军长郑洞国也于26日接管了密支那攻坚战的指挥权。他针对日军依托坑道与工事进行作战的特点,针锋相对地提出“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作战方针,经过两个半月激战,中美联军终于8月3日将密支那攻占。

由于中国驻印军控制了胡康河谷、孟拱、密支那等地区,使得由雷多经新平洋、于邦家、孟关、孟拱到密支那的中印公路成功修通。1945年1月10日,从雷多至密支那长达426.5公里的双线公路筑成通车,运输队每月可以载运7万至8万吨物资到中国。另外,直径为4英寸的中印输油管道也于1945年1月铺设到密支那,每月向中国输油几千吨。

 

五、钨砂贸易与国际抗战

 

钨是生产合金钢的重要原料,用于制造装甲板、穿甲弹、枪炮管和飞机上坚硬的抗高温部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最重要的合金材料。中国当时的钨砂产量占世界产量的50%左右,尤其是江西大庾(今称大余)蕴藏量大,钨砂含钨量达70%以上。在20世纪30—40年代,赣钨遂成为欧美各国争相竞逐的重要矿品。

抗战前后,德国、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要求中国用于偿还债务的主要物品,就是钨砂。德国是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纳粹政权建立以后,德国军方急切需要从中国购买钨砂,钨砂贸易成为中德合作的基础。而苏联和美国的钨砂蕴藏量均有限,且品质不如赣钨。

 

1.中德钨砂贸易。

德国与中国在1934年和1936年先后签订了《中德易货合同》和《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即由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信用贷款,中国每年可以动用2000万马克在德国购买军火、机器和其他工业品,但每年只需用中国出产的价值1000万马克的钨砂、锑、锡、棉花茶叶等农矿产品来偿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代德购运的钨砂总数没有完整准确记载。笔者通过对资源委员会的各种统计数据加以分析,认为1934年至1938年的对德钨砂出口总量为23 000吨以上。但根据德国方面的档案统计,德国同期从中国进口的钨砂总量为29 384吨。究其原因,1936年以前德国合步楼公司同广东地方政府进行的钨砂贸易以及来自民间的走私交易没有统计在内。

1938年起,德国对华关系发生了逆转。由于戈林于4月28日下令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加之德国政府又召回了在中国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因此同年5月,国民政府停止向德国输出钨、锑等矿产品。由于德国对钨砂的需求猛增,新任经济部部长冯克(Walter Funk)派傅义德(Hellmuth Woidt)来重庆交涉,并同孔祥熙达成协议:德国对华再提供1亿马克信用贷款;德国将在最近4个月内向中国交运2.2亿发步枪子弹,数万发炮弹,而中国应在4个月内供给德国三四千吨钨砂以及锑、锡。不过,由于德国政府于1939年4月再次下令停运输华军火,中国对德国的钨砂供应基本停止。自中国停运钨砂以后,由于缺少钨砂,德国的军工生产面临困境。1943年年底,德国储备的钨砂即将用尽,德国军工部门负责人甚至提出应该到重庆去用黄金购买中国的钨砂。

 

2.中苏钨砂贸易。

1938年5月以后,由于苏联军火的大量援华,根据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苏联援华军火,其半数要用钨、锑、锡等特矿产品偿还。从1939年3月起,到1946年3月27日止,资源委员会同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一共签订了8份《对苏矿产交货合同》。国民政府向苏联运送的钨砂总量应为31 500吨。根据档案统计,从1941年3月至1945年1月底,资源委员会通过香港、仰光、哈密、昆明、猩猩峡(今称星星峡)、兰州和宜宾,共计向苏联运送钨砂25 241吨。实际上,在1938年3月中苏第一次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以后,中国政府对苏联的钨砂供货即已开始。根据钱昌照的回忆,抗战时期中国交运给苏联的钨砂总量已达31 177吨。

 

3.中美钨砂贸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已在积极购买中国钨砂。资源委员会于1940年10月22日同美国金属准备公司签订《售钨合约》,借款总额美金5000万元,以中国钨砂作抵押,七年还清。合同规定中国每年平均应运钨砂7000吨来偿还债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需求猛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于1942年内“运美偿债钨砂,百分之七十五由美付我现款,百分之二十五作为还债”。美方甚至提出1942年内运美钨砂数量20 000吨的要求。可见美国政府对于钨砂的需求多么急切。翁文灏认为,美国是盟国,且钨砂系军火制造的重要原料,“彼方既属急需,我国自亦应尽量供给”。不过,令翁文灏感到为难的是,中国1942年钨砂产量原定为12 000吨,如果增加产量,连同库存钨砂在内,1942年最多只能供应20 000吨左右。但中国必须每年供应苏联钨砂4000吨。英国大使薛穆(Sir Horace J.Seymour)亦称“英国需钨甚急,盼我在不影响对其他各国偿债需要之范围内,尽量供给”。翁文灏不得不同意再供给英国“一千至二千吨”。所以,中国政府决定按照每年15 000吨的标准,对美国“尽量筹运”。

据本人不完全的统计,1941年1月至12月,国民政府共向输美钨砂总量为4800吨。而1942年1月至1944年3月,中国运往美国的钨砂总量则已达到14 186吨。

作为制造重型武器不可或缺的战略原料,钨砂的重要性无可替代。由于中国拥有蕴藏量巨大且品质优良的钨矿,中国遂成为当时国际钨砂主要的供货来源。抗战时期,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所需的飞机、坦克、重炮和其他先进武器,主要依靠钨砂来交换。因此,中国的钨砂出口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也为苏联、美国战胜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评论的那样:“如果说中国人在美国找到了武器和信贷的新来源,他们的钨砂也输往美国的话,那么德国人就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战略矿砂的替代来源。”44因此,中国政府自1939年下半年起完全停止对纳粹德国的钨砂供应,造成德国军工生产由于钨砂来源枯竭而陷入危机,对于纳粹德国的覆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一·二八淞沪抗战在英美的调停下暂时遏制了日本进一步的军事侵略,但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纳粹德国在欧洲的扩张,使英美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束手无策。德国军事顾问和中德易货贸易对中国全面抗战准备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出于遏制日本的战略考虑,在全面抗战前三年提供了巨大的军事援助。而由于德、苏援助的停止和英、美对日退让,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钨砂出口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全面抗战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中国抗日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成为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制定者,抗日战争遂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与发展的起点。“国际抗战”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亦是全面抗战发展到太平洋战争后的一个新阶段。从中国抗战角度看,它是中国全面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观察,它是以中国抗战力量为主体、以中国为主战场的国际性抗战。

 

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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