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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regional history expanding historical research
发布时间：2018-05-05 20:47:00
近年来，从研究地域范围看，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兴盛，二是全球史研究迅速兴起。区域史当然也是可以跨国界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着眼于国家内的某个区域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区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分别代表着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是研究的视角向内收缩，一个是研究的视角向外扩张。它们同时在史学研究中迅速发展起来，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区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有一个共同的动因，即都表现出对国家视角的一种超越。当然，这种超越并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丰富和发展。今天，无论是中国史学界还是国际史学界，国家视角仍然是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视角。毕竟，现实的发展和历史的运动在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推进的。因此，史学研究、历史叙述都不可能脱离国家视角。但区域史和全球史的兴起，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另一种方向。当前，区域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在不断拓展史学研究的视角，使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历史。
从近些年史学研究的实践看，区域史研究并不排斥国家视角。事实上，研究区域史大概都会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区域外看区域内，二是从区域内看区域外。学者们经常讲的以小见大，既包括论题上的以小见大，也包括区域上的以小见大。研究者在面对一个区域的时候，大都会考虑这个区域在国家、在全球是什么样的定位，对这个区域的研究会有多大的延展性，因为这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以小见大。或者反过来，从全球向国家回归，再从国家看区域，从宏观视角窥探某一区域。在区域史研究中，无论是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虽然路径不一样，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区域，进而更好把握历史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其实都离不开国家视角，需要将国家作为一个参照、一个坐标，从而更好地了解一个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史研究的视角与国家视角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如果只是大视角的一种区域化落实、只是国家视角对某一区域的聚焦和投射，这样的区域史研究不免有重复劳动之嫌。区域本质上是地方，当然这不是地方史表述中的“地方”，而是有着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在长时段中具有相同运行特征的地方。在区域史研究中，区域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研究主体。一旦我们将区域作为研究主体，研究的视角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开展区域史研究，关键是从区域本身的长时段运行中去观察区域，注意区域的内生特征，发现区域内部的运行机制，特别要重视区域中人的处境、选择以及区域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呈现这个区域鲜活的历史。因此，区域史研究不能仅仅把区域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和概念，简单地把区域作为国家视角聚焦的对象。如果这样，区域史研究就是简单的国家视角的局部呈现，就无法展示区域史研究的独特魅力，也无法体现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区域史研究强调将区域作为研究主体，但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又要避免另一个误区，即碎片化。这是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必须把握好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区域史研究通常会选取一个点展开，这个点当然应该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质性注重某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同之处，这样可以保证以这个区域为基础进行延展性研究，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异质性注重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异之处，这样可以使这个区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追求。问题是，如果仅仅注重同质性，就很难让人看到某一区域研究的特点，因而寻找更多的异质性几乎成为学者在区域史研究中的本能选择。但是，如果学者们都注重区域的异质性，区域史研究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区域就会变成一个个独立分散、各不相同的点，是一种碎片化状态，看不到什么普遍性，这显然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近些年，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对其碎片化的批评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发人深省的问题。这提醒我们，进一步推动区域史研究需要把握好区域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不宜刻意强调区域的特殊性，更不能抱着寻找奇闻异事的心态来对待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要真正活起来，关键是把人的因素更深入地纳入研究中。区域固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又不单纯是地理概念。现在，一些研究者对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津津乐道，因为在该书中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世界的地理时间作为首要的考察对象，把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列于其后。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体现出很大的学术勇气，但毕竟不能成为常态，不能简单效仿。事实上，更多时候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空间本身规定了某一区域的历史和现实，规定了某一区域人和地、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由此可见，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书写的首要前提，研究历史关键是研究历史中的人。对于区域史研究而言，尤其不能简单地把区域作为地理概念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活动在区域中的人。
史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中国传统史学就很重视人物传记。但是，随着史学的发展，人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虽然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史学观念并没有完全忽视人，像西方新史学无论研究制度、研究结构还是研究空间，也都是把人作为考察的基础。但问题是，这些史学研究中的人更多还是作为“类”存在，是事件、制度、结构的附着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行动着的木偶”，缺乏主体性。区域史研究关注人，应该让人们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近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特别注重具体的人的研究，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文本阐释、记忆生产等各种途径逼近人的内心、进入人的灵魂，在关于个体生命的讲述中呈现无数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着的人及其世界。每个个体的历史都在讲述着他们自己，同时也在动态地讲述着这个世界。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还是近几十年兴起的全球史、新文化史，逼近人的内心、做“有灵魂的历史”都是不可阻遏的趋向。毕竟，历史的世界，首先还是人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史研究要不断深化，也应该关注“有生命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做“有灵魂的历史”，而且区域史研究更有条件去这样做。这是未来区域史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趋向、不断发展的一种动力。
文章来自《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学苑论衡”（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从近些年史学研究的实践看，区域史研究并不排斥国家视角。事实上，研究区域史大概都会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区域外看区域内，二是从区域内看区域外。学者们经常讲的以小见大，既包括论题上的以小见大，也包括区域上的以小见大。研究者在面对一个区域的时候，大都会考虑这个区域在国家、在全球是什么样的定位，对这个区域的研究会有多大的延展性，因为这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以小见大。或者反过来，从全球向国家回归，再从国家看区域，从宏观视角窥探某一区域。在区域史研究中，无论是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虽然路径不一样，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区域，进而更好把握历史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其实都离不开国家视角，需要将国家作为一个参照、一个坐标，从而更好地了解一个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史研究的视角与国家视角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如果只是大视角的一种区域化落实、只是国家视角对某一区域的聚焦和投射，这样的区域史研究不免有重复劳动之嫌。区域本质上是地方，当然这不是地方史表述中的“地方”，而是有着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在长时段中具有相同运行特征的地方。在区域史研究中，区域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研究主体。一旦我们将区域作为研究主体，研究的视角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开展区域史研究，关键是从区域本身的长时段运行中去观察区域，注意区域的内生特征，发现区域内部的运行机制，特别要重视区域中人的处境、选择以及区域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呈现这个区域鲜活的历史。因此，区域史研究不能仅仅把区域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和概念，简单地把区域作为国家视角聚焦的对象。如果这样，区域史研究就是简单的国家视角的局部呈现，就无法展示区域史研究的独特魅力，也无法体现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区域史研究强调将区域作为研究主体，但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又要避免另一个误区，即碎片化。这是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必须把握好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区域史研究通常会选取一个点展开，这个点当然应该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质性注重某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同之处，这样可以保证以这个区域为基础进行延展性研究，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异质性注重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异之处，这样可以使这个区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追求。问题是，如果仅仅注重同质性，就很难让人看到某一区域研究的特点，因而寻找更多的异质性几乎成为学者在区域史研究中的本能选择。但是，如果学者们都注重区域的异质性，区域史研究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区域就会变成一个个独立分散、各不相同的点，是一种碎片化状态，看不到什么普遍性，这显然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近些年，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对其碎片化的批评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发人深省的问题。这提醒我们，进一步推动区域史研究需要把握好区域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不宜刻意强调区域的特殊性，更不能抱着寻找奇闻异事的心态来对待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要真正活起来，关键是把人的因素更深入地纳入研究中。区域固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又不单纯是地理概念。现在，一些研究者对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津津乐道，因为在该书中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世界的地理时间作为首要的考察对象，把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列于其后。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体现出很大的学术勇气，但毕竟不能成为常态，不能简单效仿。事实上，更多时候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空间本身规定了某一区域的历史和现实，规定了某一区域人和地、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由此可见，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书写的首要前提，研究历史关键是研究历史中的人。对于区域史研究而言，尤其不能简单地把区域作为地理概念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活动在区域中的人。
史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中国传统史学就很重视人物传记。但是，随着史学的发展，人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虽然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史学观念并没有完全忽视人，像西方新史学无论研究制度、研究结构还是研究空间，也都是把人作为考察的基础。但问题是，这些史学研究中的人更多还是作为“类”存在，是事件、制度、结构的附着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行动着的木偶”，缺乏主体性。区域史研究关注人，应该让人们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近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特别注重具体的人的研究，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文本阐释、记忆生产等各种途径逼近人的内心、进入人的灵魂，在关于个体生命的讲述中呈现无数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着的人及其世界。每个个体的历史都在讲述着他们自己，同时也在动态地讲述着这个世界。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还是近几十年兴起的全球史、新文化史，逼近人的内心、做“有灵魂的历史”都是不可阻遏的趋向。毕竟，历史的世界，首先还是人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史研究要不断深化，也应该关注“有生命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做“有灵魂的历史”，而且区域史研究更有条件去这样做。这是未来区域史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趋向、不断发展的一种动力。
文章来自《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学苑论衡”（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