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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hree papers is reprinted by Xinhua Digest
发布时间:2018-05-04 09:36:00
1、梁晨 量化数据库:“数字人文”推动历史研究之关键
摘要:近几年来,大数据研究和"数字人文"逐渐走进了中国史学界,各种主题的史料数据库建设和"数字人文"研究开始出现,一场新的学术潮流仿佛正在形成.但对这一多学科综合的新事物,很多学者对其认识和运用还很有限,存在盲区与误区.实际上,"数字人文"虽然包含着丰富的新研究手段与方法,但历史研究和历史资料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复杂性,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并非所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都能很好地适用于史学研究.从研究角度看,作为"数字人文"的重要组成,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能有效地实现对大规模、连续性史料的分析,促进多种史料或史料库的相互链接,利于开展群体性、长时段和合作化的历史研究,在帮助史学家探知更多新史实的同时,实现史学理论的演进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是"数字人文"推动历史研究的重点所在。
《新华文摘》2017年第14期 原载于《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
2、张宪文(历史学院) 关于抗日战争几个观点的认识
摘要:几十年来, 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有一个不断追求真实、不断改进和提升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学术界对抗日战争领域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或有争论的观点, 均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 但毋庸置疑, 仍有很多问题, 甚至是重大问题尚乏探讨。基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我们继续加大开展抗战研究的力度, 并给出了如何更好地开展抗战研究的指导意见。2017年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值此重要时刻, 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 由我来主持一组关于“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面抗战研究之推进”的专题讨论文章, 这组文章既有对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的宏观探讨, 也有关于如何在抗战史和二战史视野下认识战后中国对日索赔问题的省思, 还有关于七七事变前后中日关系走向的系统考察, 各篇文章看似较为分散, 实则都对如何推进抗战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 总体上呈现了“瞻前顾后”的特点, 也都均触及了本专题的核心问题, 即所有的抗战史研究都不能摆脱卢沟桥事变这一开启中国全面抗战的重要基点。
《新华文摘》2017年第18期 原载于《河北学刊》2017年第3期
3、陈谦平(历史学院) 条约体系与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国际化视域下的民国对外关系史
摘要:朝贡体系、条约体系与殖民体系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自己的法则和制度强行引入中国,中国因此被纳入所谓条约体系。而西方列强正是通过条约体系对来中国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施加影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传统皇朝向现代化国民国家转型的历程,但学界往往忽略西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影响。从孙中山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就受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对于条约体系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美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就是以约束日本侵略中国为目的的。抗战胜利以后,尽管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但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边疆和民族危机。不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重新确立了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和同盟国赋予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依据战后国际秩序所享有的权利。
《新华文摘》2017年第20期 原载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转自南京大学新闻网,整理:陈浩 赵澎 陈甜)
摘要:近几年来,大数据研究和"数字人文"逐渐走进了中国史学界,各种主题的史料数据库建设和"数字人文"研究开始出现,一场新的学术潮流仿佛正在形成.但对这一多学科综合的新事物,很多学者对其认识和运用还很有限,存在盲区与误区.实际上,"数字人文"虽然包含着丰富的新研究手段与方法,但历史研究和历史资料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复杂性,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并非所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都能很好地适用于史学研究.从研究角度看,作为"数字人文"的重要组成,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能有效地实现对大规模、连续性史料的分析,促进多种史料或史料库的相互链接,利于开展群体性、长时段和合作化的历史研究,在帮助史学家探知更多新史实的同时,实现史学理论的演进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是"数字人文"推动历史研究的重点所在。
《新华文摘》2017年第14期 原载于《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
2、张宪文(历史学院) 关于抗日战争几个观点的认识
摘要:几十年来, 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 有一个不断追求真实、不断改进和提升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学术界对抗日战争领域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或有争论的观点, 均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就, 但毋庸置疑, 仍有很多问题, 甚至是重大问题尚乏探讨。基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我们继续加大开展抗战研究的力度, 并给出了如何更好地开展抗战研究的指导意见。2017年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纪念日。值此重要时刻, 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 由我来主持一组关于“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面抗战研究之推进”的专题讨论文章, 这组文章既有对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的宏观探讨, 也有关于如何在抗战史和二战史视野下认识战后中国对日索赔问题的省思, 还有关于七七事变前后中日关系走向的系统考察, 各篇文章看似较为分散, 实则都对如何推进抗战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 总体上呈现了“瞻前顾后”的特点, 也都均触及了本专题的核心问题, 即所有的抗战史研究都不能摆脱卢沟桥事变这一开启中国全面抗战的重要基点。
《新华文摘》2017年第18期 原载于《河北学刊》2017年第3期
3、陈谦平(历史学院) 条约体系与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国际化视域下的民国对外关系史
摘要:朝贡体系、条约体系与殖民体系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自己的法则和制度强行引入中国,中国因此被纳入所谓条约体系。而西方列强正是通过条约体系对来中国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施加影响。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传统皇朝向现代化国民国家转型的历程,但学界往往忽略西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影响。从孙中山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就受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对于条约体系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美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就是以约束日本侵略中国为目的的。抗战胜利以后,尽管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但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边疆和民族危机。不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重新确立了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和同盟国赋予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依据战后国际秩序所享有的权利。
《新华文摘》2017年第20期 原载于《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转自南京大学新闻网,整理:陈浩 赵澎 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