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同是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与前提。在香港推进国家历史教育是促进“人心回归”的重要举措。然而，最近十年，随着基于“本土分离史观”的一套香港史论述的建立，相关人士“打正旗号”要“夺取香港史的话语权”，对抗“大中华史观”。其核心是虚构香港“具有独立的历史”，否认香港与祖国是命运共同体的事实，本质是挑战“一国两制”实施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为“港独”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所谓的历史正当性。这些错误思想受到一批香港青年的认同与追捧，成为 2014 年非法“占中”事件直到此轮社会动乱的重要社会心理诱因。
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一些香港史论著开始流露“本土意识”。两卷本《香港史新编》于1997年问世，这部著作以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专题编排，参与撰写的作者均为当时各领域学有专长的香港学者。这部著作虽然呈现了香港与祖国的历史联系，但部分篇章过于强调香港人的身份独特性，对英国殖民统治亦缺乏批判。2000年，《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的香港史论述》出版，作者一方面对“殖民史观”有所批评；一方面又对“爱国史观”大加质疑，且将重点放在后者。作者称内地的香港史论著“具备了浓烈的政治宣传意义”，提倡“既反帝反殖，但也跟大陆主流大论述相异的立场”。2001年，旅美台湾学者蔡荣芳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出版，该书声称中国的“爱国史学”和英国的“殖民史学”有“重要的共通相似之处”，“都执迷‘国权’，以‘国权’压制地方权益”，标榜“秉持‘香港为本位’之史观，以香港人之权益为首要考虑，来解释香港的历史”。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个十年，一些以“本土史观”书写的香港史论著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2011年香港学者陈云（本名陈云根）《香港城邦论》出版，提出建立香港“城邦自治”，贯彻“香港本位”“香港优先”“香港第一”。该书观点偏激、语言粗鄙，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表面看来，“香港城邦论”服膺“一国两制”，反对“独立建国”。事实上，作者是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表达着分离诉求。作者认为：“战后由于东西方冷战关系，香港独立发展，形成整全的经济地理格局，香港保存大量农田及郊野绿地，发展工商贸易，并有自己的公共政策及各种制度。”“香港目前的‘国中之国’地位，其文化根基来自香港的城邦历史。”这一论调即是“本土分离史观”的滥觞。
2014年2月，在非法“占中”处于酝酿之际，香港大学学生会主编的《学苑》杂志推出《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专号，收录了梁继平《综援撤限争议与本土政治共同体》、王俊杰《本土意识是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曹晓诺《“香港人”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张士齐（本名李启迪）《香港应否有民族自决的权利？》等鼓吹香港“民族自决”的文章。2014年9月，上述4篇文章经修改结集出版为《香港民族论》，新增吴叡人《The Lilliputian Dream：关于香港民族主义的思考笔记》、练乙铮《与学苑同学谈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识》、孔诰烽《残缺的国族 自决的城邦：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困境下的香港问题》、徐承恩《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识简史》和苏赓哲《本土思潮的几点释疑》等5篇文章。
“香港民族论”是“本土分离史观”的核心观点，它以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述为基础，虚构了一个“香港民族”的“前世今生”，目标是“以香港为本位，发展出独立而自主的历史观、身份认同及政治原则”。孔诰烽声称：“香港在这一百五十多年中发展出独自的地域身份、公民认同与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价值体系，已经自成一个族群。”由于无法在种族问题上做文章，相关作者转以“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概念支撑他们的谬论。曹晓诺认为“香港人”这个共同体的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吴叡人声称“香港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梁继平则将“本土政治共同体”作为“香港民族”的内核。
为“香港民族”建构“民族历史”的是本职为医生的业余历史学者徐承恩。他于 2014年和 2015年相继出版《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和《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后一本书影响甚大，于 2017年在台湾出版第3版，改名为《香港，郁躁的家邦：本土观点的香港源流史》，试图对所谓的“香港民族”的文化源流与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的论述。其实，这本充斥着大量史实错误的书籍，只是系统歪曲了香港从远古到现今的历史。作者开篇即放言妄论，称“本书无意要‘公正持平’地恢复历史的原貌”，“香港国族主义是笔者的立场，也是被邻国帝国主义压迫的七百万同胞之立场。我无法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和‘公正持平’，不以香港国族的立场写香港的历史故事”。该书妄称，香港地区的原住民是被边缘化的“海洋族群”，“受西方文明洗礼”，一直“抗拒汉化”；来香港的中国移民大部分都是“逃避中国国族建构的难民”；1949年以后，香港人“开始视中国为他邦异域”；香港回归是“中国威权主义的二次殖民”；非法“占中”事件中“出现了以争取民主、自由、公平和平等为己任的公民国族意识”。
2016年，本职为律师的梁衍华出版《香港独立论》一书。作者称其“尝试透过分析国际法、阐述香港历史与北方粤汉相异及文化上独有的粤英混合事实，以整理出香港主权独立的学术依据，并且解释香港具备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生存的能力”。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虚构“独立”的香港历史，分设“古代史篇”“近代史篇”和“当代篇”，从族群、文化、语言和发展线索等方面论述香港“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该书称古代香港和回归后的香港是“北属时期”；鸦片战争后至回归前的香港“与北方的大陆住民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本土分离史观”已经成为“港独”的支柱理论。至此，香港“本土分离史观”完成了从冒起到形成的整个过程，并试图用“思想力量”推动“港独”实践。
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香港社会一直对历史比较“冷感”。然而，最近十年，一些倡导“本土分离史观”的著作却一版再版，相关人士多次开设讲座，形成了不可小觑的传播效应。2012年，由香港电台、香港出版总会合办的第五届“香港书奖”竟将《香港城邦论》评为获奖书籍。2016年2月，警方搜查涉嫌参与旺角骚乱的22岁男子寓所时，检走的三本书籍中就包括《香港城邦论》。“港独”分子梁天琦坦陈，中学时代即看过《香港城邦论》，这是他投身“本土社运”的原因之一，并称陈云等是他的“政治启蒙老师”。2014年9月，《香港民族论》首印2500册，4个月后即销售告罄。2015年1月，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指出，《香港民族论》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对《学苑》和其他学生，包括“占中”的学生领袖的错误主张，我们不能不警惕。2015年3月，《苹果日报》称《香港城邦论》《香港城邦论（Ⅱ）》“一向畅销”，《香港民族论》“更是部分书店的畅销榜榜首”。《郁躁的城邦》一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出了第三版，这本书不仅在香港，亦在台湾颇受青年追捧。
“本土分离史观”的危害是与现实直接关联的，“港独”势力已将回归后香港当代史的书写视作挑战“一国两制”的重要“战场”。“本土分离史观”以推动“港独”为终极目标，而“港独”之所以遭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排斥，原因之一在于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在身份认同方面无法接受这种荒谬主张，而“本土分离史观”恰恰就是在身份认同方面大做文章。梁衍华声称：“当香港民族整体能区分香港民族与其他民族，普遍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后，才有政治基础公投自决独立。”此外，“本土分离史观”的建构者颇为重视对“台湾经验”的学习，吴叡人声称：“台湾人蔡荣芳在中国崛起的前夜为理解帝国边缘人民认同的共同困境而书写的香港本土史，在十五年后被映照在香港市民史家徐承恩为香港书写的民族史之中，而启发这部香港民族史的原点，则是上一个世代的台湾人民间史家王育德在流亡中书写的台湾民族史。”练乙铮毫不讳言地表示，自己“法理港独”的主张参考自“法理台独”。
值得注意的是，徐承恩、梁衍华等人的著作是“本土分离史观”最系统、最完整的呈现，它们恰巧出版于非法“占中”刚刚平息、“本土社运”处于“休渔期”之时。练乙铮即在徐著的推荐序中号召香港青年人利用这一时期“读点书，充实一下自己”。现在看来，2019年香港社会动乱的种子，早已播下。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本土分离史观”如此迅速地传播，并影响了相当一批香港青年？
就历史而言，港英当局对中国历史教育的限制，回归后教育领域“去殖民化”的不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香港社会一些人长期以来对国家历史的冷感、漠视和曲解，这些因素是“本土分离史观”形成的深层心理土壤。港英当局的官立学校长期推行疏离、割裂祖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关系的教育。省港大罢工之后，香港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有意推行中文教育，他结交遗老、鼓吹国粹、提倡尊孔，但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以此抵御革命思潮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中共香港市委认为：“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封建的’地统治着的殖民地。”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社会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港英当局决定重新审视中文教育，于1952年成立“中文教育委员会”。1953年，该委员会提交报告书声称，中国内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具有排外宣传的性质，并不适用于香港，香港应编印“不含偏见”的历史教科书。冷战时期香港中小学的“中国历史”科目所授内容经过“精心剪裁”，教学以古代史为主，讨论鸦片战争等“敏感”历史事件被视为禁忌。美国和台湾当局亦在香港资助“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机构，展开针对新中国的“文化冷战”。相关人士刻意营造一种“士大夫花果飘零”的氛围，标榜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承的立场。
冷战时期香港社会扭曲的历史认识，是港英当局有意培植的结果。它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相悖，站在自视“高等文明”的西方立场，赏玩、缅怀古代中国，轻蔑、鄙夷近代中国，恐惧、仇视现代中国。1967年“反英抗暴”结束后，港英政府展开“洗脑赢心”，刻意培养香港居民对本地的“归属感”。香港回归后，在课程改革中，特区政府不再将“中国历史科”列为高中必修课程，转而大力推行“通识科”。“通识科”虽然设置了“现代中国”和“今日香港”等单元，但一些学校选用的教材，却出现大量丑化祖国、歧视同胞、诱导“港独”的内容，灌输“仇中亲西”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香港青少年缺乏历史常识、拒绝了解史实，热衷解构、排斥建设；深受“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历史不可能真实”“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等观念影响，“理直气壮”地否认香港与祖国的历史联系。
就现实而言，“本土分离史观”是香港“本土社运”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的必然结果。应该说，香港回归后的一段时间，本土意识在香港民众中的影响比较有限，它的传播最初与“保育运动”的发展有关。“保育运动”原本是指针对香港本地历史遗迹进行保护的主张与行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受到公众关注。然而，“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和“利东街反拆迁事件”虽以“保育”为名，却转向以反对“地产霸权”“官商勾结”为政治诉求的“本土社运”。从2008年开始，“本土社运”出现“反内地化”的转向。面对香港和内地融合发展的趋势，香港的政治反对派担忧香港被“内地化”。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反高铁”运动，是“本土社运”转向的一个重要拐点。本是香港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但在反对派的引导之下，一些香港居民将矛头错误地指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将怨恨撒向内地民众。2008年之后，“反对国民教育”“反对‘非双孕妇’赴港产子”“反对‘水货客’”等事件相继发生，“社运人士”在理论和实践上愈发激进，他们从强调“本土优先”转向夸大“陆港矛盾”，进而宣称“反陆抗中”。尤其是在“反对国民教育”事件中，运动参加者将香港回归这一“去殖”“解殖”的过程描述为中国政府“再殖民”香港，从而催生了部分青少年的“本土分离意识”。
香港回归，既包含着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领土回归、政治回归；也包含香港居民重新确立国家认同的“人心回归”。香港，需要一场“二次回归”。“一国两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学者不应置身事外。中国内地学者应该与爱国爱港的香港同行共同努力，建立国家历史框架中的香港史叙述，坚持自主话语权、抵制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生搬硬套，讲好包括“香港故事”在内的“中国故事”。史学工作者不仅要从“去殖民化”视角系统评判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更要深入发掘中国内地人民和香港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需要两地人民都认识到，香港和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香港与国家一起经历了“共有的历史”，也将一起走向“共有的未来”。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历史中国”，原文载于《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