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史研究40余年的学术发展史，期间经历了如金冲及先生所形容的从“险学”到“显学”的历程。而民国史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从一片荒芜的处女地被开垦成为百花齐放、生机盎然的生态植物园，海内外民国档案的开放与利用，首当其功。由于人类过往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前人对当时社会与生活之记载来了解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发掘是认识人类社会早期生活的重要手段。自人类发明文字以来，时人的文献记载（包括泥板、甲骨、纸草、青铜器、简帛、碑刻等）就成为后人了解古人的重要史料，或许这就是最早的档案。所以，档案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中国已经融人全球现代化发展的体系之中。中华民国处于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深的时代，“外国商品、观念和习惯进入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全面、深刻”。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分析了英、美、苏、日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影响：英、美主要通过非官方的私人渠道帮助中国政府实施政革；苏俄则通过援助国、共两党来支持社会革命；而日本1931至1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英、美、日、苏等大国正是通过条约体系来对中国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施加影响的。一部中华民国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史。在这一进程当中，中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留下的档案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与此同时，西方各国也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件、电函、报告、文献、日记、图片等档案史料。因此，对民国档案的利用恰恰是民国史研究繁荣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海峡两岸民国档案的开放及其对本人的影响
本人于1982年初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随后留校任教，追随宪文师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当时，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刚刚起步，我对于利用档案来研究民国史尚无感觉。1984年，宪文师组织方庆秋先生等8位老师共同撰写《中华民国史纲》，此计划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施宣岑副馆长的大力支持。我们获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待遇，就是可以到该档案馆集中查阅档案。我与孙宅巍老师承担该书解放战争时期的撰写任务。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如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与“党团合并”、“行宪国大”代表与“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政府实施“动员戡乱”及其军事部署、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金圆券币制改革及其失败等。详实可信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中华民国史纲》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1985年，宪文师率领一批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写《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并为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进行资料搜集，该项工作得到了万仁元副馆长的鼎力支持。我们花了数年时间，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战史编纂委员会等机构的档案。本人查阅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豫东会战、花园口决堤、武汉会战等档案，包括作战计划，作战期间蒋介石与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的来往电报，各集团军、军、师、团的战斗详报，等等。可以说，上述两本著作主要是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撰写的，其学术价值当然很高。此外，我还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写了10余篇学术论文。可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为我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最初十年注入了动力和活力，这段研究经历铸就了我重视档案史料、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治学风格。从1990年代起，对于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非常向往能够到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查阅民国档案。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于9月1日至3日在台北召开“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先生、王桧林先生、张宪文先生、杨天石先生等31位大陆学者受邀赴台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杨奎松、马敏、石源华、郑会欣、何一民、陈红民、马振犊和我等一批大陆青年学者。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会议期间，同张玉法、张朋园、李云汉、蒋永敬、陈三井、吕芳上、陈永发等一批台湾著名学者交流抗战史研究成果。会后，台湾的朋友们邀我留下来查阅民国档案，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去了“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查阅资料，由于“大溪档案”刚从党史会移交给“国史馆”收藏且不能查阅，而“国史馆”的其他档案开放度又不大，于是我选择在党史会查阅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当时上阳明山交通不便，我住在台北基隆路附近，每天一早赶到位于仁爱路的“中广”总部门口，乘班车直达“阳明书屋”，接待我的是刘维开先生等老友。当时在山上看档案的都是欧美学者，且午餐自理。而我这位来自大陆的同乡备受礼遇，不仅档案全数开放，自由抄录，刘维开、林宗杰等每天中午都在内部食堂请我吃饭。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曾经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历史档案的收藏机构。1948年起，蒋介石命周宏涛、俞济时等人将其个人史料以及国民党党、政、军、经、特各部门重要档案予以整理后，由军舰运送台湾。该批档案于1949年集中到大溪的头寮宾馆，故被称为“大溪档案”。1979年经过蒋经国允许，“大溪档案”集中于阳明书屋。1995年2月，“国史馆”接收“大溪档案”，并将之改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据说，在1995年以前，只有两个人看过“大溪档案”，即梁敬錞与古屋奎二。在移交了“大溪档案”以后，党史会的档案还有党务会议记录及组织专档（包括上海环龙路档案、汉口档、五部档、中央政治会议档案、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等）、特种档案与人物档案（包括总理档案、总裁档案以及吴稚晖、李石曾、张群等人的档案）。2000年3月，由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败，党史会缩减为“党史馆”，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主要典藏，即“党务会议记录及组织专档”、“近代人物书札”（吴稚辉档案等）已同台湾大学图书馆合作完成数字化，在党史馆和台大图书馆均可线上阅读。“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外交部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等原国民政府行政各部门以及阎锡山、汪精卫、戴笠、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官的个人档案，对于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研究者来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2000年至2017年之间，本人几乎每年都去台北“国史馆”查阅档案。那十几年间，大陆学者络绎不绝地飞赴台北，新店大崎角“国史馆”的阅览室里人满为患。“国史馆”遂将阅览室搬到台北市中心长沙街一段2号，使接待量增加一倍以上。即便如此，面对蜂拥而至的大陆学者，“国史馆”仍感到力不从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是大陆地区民国史研究学者必去的查档地之一。该馆收藏了包括清季外务部、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内的外交档案；包括国民政府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1936—1949）、经济部（1938—1949）等在内的经济档案亦十分完整，均可以线上阅读和复制。此外，该档案馆还藏有谭延闿、居正、刘峙、徐永昌、赵恒惕、丁文江、朱家骅等个人捐赠的档案史料，包括来往函电、公文、书信、手札和日记。 不过，在民国档案开放方面，海峡两岸的档案保管机构均存在种种不便。大陆方面对于涉及外交、边疆、民族、宗教和个人的档案还有限制。台湾当局四年前对大陆和港澳地区人士赴“国史馆”查阅民国档案所作的种种限制，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二、欧美各国与日本收藏的民国档案概述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与欧美各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遍布大江南北的各个通商口岸，他们构成的情报网络，成为各国政府了解中国各级政府、市场、商贾、士绅、民众生活的主要手段。民国时期，由于北洋集团各派系，西南、西北乃至西藏、外蒙古、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均需要西方列强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因而他们同列强各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英、美、俄（苏）、日、法、德、意等各国档案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驻华外交官同各所在国政府的往来电报，其内容不仅涉及中外关系，且有大量关于中国方方面面的情报，包括他们对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报告，甚至还有日记、图片等。此外，欧美各国档案馆、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民国时期在华工作过的外交官、民国各级政府的外籍顾问、传教士、商人、教师等捐献的相关档案文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避往美国和欧洲各国居住的前国民政府高官，他们生前或逝后将各自保存的档案、函电和日记捐献给旅居国的大学或公共图书馆；欧美各国与日本出版的报刊、杂志上也有相当多的关于中国发生的各类政治事件的报道。
现将欧美各国和日本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民国档案情况简单介绍如下。1.英国。英国收藏民国档案的机构很多。首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简称TNA），该档案馆过去叫 Public Record Office。该馆收藏民国档案最多的是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简称FO）。此外，英国首相办公室（Prime Minister’s Office，简称 PM）、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简称CAB）、海军部（Admiralty）、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陆军部（War Office）、空军部（Air Ministry）、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财政部（Treasury）也收藏了相当多的民国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的开放程度较高，查询与利用十分便利，特别是英国外交部（FO）的档案已可以通过在线查询和阅读。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收藏的主要是英属印度政府政治和机密办公室档案（Files of Political and Secret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和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 and Archives，简称IOR），以及该馆收藏的东方与印度事务部特藏档案与文献（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and Re⁃cords，简称OIOC），其内容涉及印度事务部（1858—1947）和缅甸事务处（Burma Office）时期（1937—1948）英国在中印、中缅边境对西藏、新疆和云南等边疆领土的侵吞。英国还有许多非政府档案馆（Non-government Archives），如1990年代建立汇丰银行档案中心（HS⁃BC Group Archives Centre），收藏着汇丰银行的完整档案。在费正清先生的说服下，抗战爆发前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档案已于1936年从香港运往英国，收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的大部分档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香港运往英国，现收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馆（SOAS Archives）。亚非学院图书馆还收藏着晚清民国时期英国各教会在华活动的档案和英商中国协会（The China Association）的档案。此外，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英美烟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和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档案都不完整。英美烟公司的部分档案收藏在英国的烟草遗产文献图书馆（Legacy Tobacco Documents Library）。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由于英国剑桥大学于1960年设立了丘吉尔学院，所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将他个人的档案文献全部捐给了丘吉尔学院，收藏于该学院的档案中心（Archives Centre of Churchill College）。这部分档案对于民国史研究非常重要。同时，该档案中心还收藏了民国时期英国三任驻华大使贾德干（Sir Alexander G. M. Cadogan）、许阁森（Sir Hughe M. Knatchbull-Hugessen）和薛穆（Sir Horace J. Seymour）的档案。而中国托派领导人王凡西的档案则收藏在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图书馆。2.美国。美国国家档案馆、各高校图书馆以及罗斯福、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均收藏为数众多的民国档案、文献与影像图片资料。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收藏着丰富的中美关系档案，其中以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收藏的中美关系档案最为珍贵。当然，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数字化水平很低，馆藏档案与缩微胶卷均没有电子化目录检索，所以查找资料费时费力，还会有所遗漏。好在美国国务院下辖的历史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the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依据来自总统图书馆、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情报局的相关档案与文献，整理、编撰和出版了美国外交决策和重大外交活动的官方外交档案集——《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自1861年以来，这一系列文献已整理和出版了480个独立分卷。当然，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中文部亦收藏着丰富的民国史料与文献，如费正清先生于抗战时期在重庆、成都、云南等地收集的大后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戏剧等实况纪录就达5000种左右，已成为专家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珍贵文献。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档案文献也十分丰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档案馆。胡佛研究所的创始人为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erbert C. Hoover），由他于1919年捐款在母校建立。现在该研究所已经发展为世界瞩目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亦是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收藏民国档案最为丰富的档案馆。迄今为止，该馆收藏了与民国史有关的美国著名人士——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杨格（Arthur N. Young）、居里（Lauchlin Currie）、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包瑞德（David D. Bar⁃rett）等捐赠的档案文献，还有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Records）及总裁杨门（William Sterling Youngman）的档案。而对1949年以后来到美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官员捐赠的档案、日记等收藏更多，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白崇禧、黄郛、陈布雷、张嘉璈、颜惠庆、张君劢、曾琦、黄镇球、张福运、梅贻琦等，还有中国托派领导人彭述之的档案。2004年底，蒋方智怡女士把蒋介石、蒋经国的日记交由胡佛研究所代管50年，使得胡佛研究所的名声大震，到该所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中外民国史研究学者自此络绎不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是收藏民国史料的又一重地。1958年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东亚研究所主任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教授启动了他两年前就设计的中国专题口述史（oral history）计划。哥大以学校名义邀请孔祥熙与胡适接受采访，由夏连荫（Julie How）与唐德刚分别负责。他们先后采访过李宗仁、蒋廷黻、李汉魂、顾维钧、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李璜、左舜生等一大批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该校珍本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收藏了顾维钧档案（227箱），此外还有张学良、熊式辉、张于凤至、陈光甫、蒋廷黻、端纳、晏阳初等人的档案。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收藏了相当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在中华民国史方面，首推胡汉民女儿胡木兰捐赠的“胡汉民来往函电稿”和“蒋廷黻档案”。而该图书馆后来收藏的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档案对于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在华传教士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俄罗斯。俄罗斯各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数量庞大。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缩写 RGASPI）原来叫苏共中央档案馆（Central Communist Party Archives）。该馆收藏了包括列宁、斯大林、米高扬、莫洛托夫在内的个人档案214万余件，涉及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及其各部、共产国际等部门。如列宁秘书处的档案里有越飞（Adolf A. Joffe）1922至1923年从中国和日本发回的政治函件，这些函件对于早年苏共中央对华政策的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档案馆也收藏了斯大林于1924至1934年期间写给莫洛托夫的信函，其中1926至1927年的几封信，反映了斯大林对国共分裂之际中国共产党前途的看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档案中涉及中华民国时期的档案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1920—1926）与东方书记部（1926—1935）文献、东方部远东局（1923—1927）文献，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马林（Maring）、吴廷康（Voytinsky）、鲍罗庭（Borodin）、罗易（Roy）、罗明纳兹（Lominadze）、洛蜀莫娃（Razumova）的个人资料以及他们同远东局的往来函件与来自中国的报告，还有在中国的政治、军事顾问们关于中共和国民党活动的情况报告书，等等。而共产国际档案中收藏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reov）1934至1943年期间的档案文献最为精彩，期间关于中国问题，他同斯大林有大量的书信往来，还有跟毛泽东的通信以及西安事变时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莫斯科的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收藏有苏共中央高层次的重要史料，尤其是斯大林的档案文件。如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批示、斯大林与蒋介石等中国领导层的往来电报与书信等文献。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收藏着20世纪20至40年代苏联政府同国民政府关系的大量档案文献。此外，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Russian Center of Conservation& Study of Records for Modern History）与俄罗斯当代文献收藏中心（Storag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ation）均藏有大量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如1944至1949年苏共与中共关系档案文献、1944至1952年苏共对中共政策文献等。由于各种原因，俄国档案机构收藏的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不易查阅。特别是对于曾在苏联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进行培训或留学的中国人的档案资料，由于涉及隐私，其保密期限为 75年，只有当事人或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其委托人才能够查阅此类档案。4.日本。日本收藏的民国档案更多。一般来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为民国史研究学者常去的档案机构。而该馆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1869—1945）已有210册之多。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学者们经常光顾的档案机构。该研究中心的战史研究中心史料室藏有陆军档案，包括《大日记》（为陆军省编辑的机密/普通往来文献汇编），目前保存有从1868年至1942年的日记，共约8000册。该日记1942年以后的部分在二战结束前被销毁；“一般资料”共50000册。其中较重要的有“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大陆命）、“大本营陆军部指示”（大陆指）、“机密作战日记”、“御前会议议事录”等。该中心海军档案中原先收藏的“机密公文”已被全部销毁；“公文备考”（即海军部普通往来文件汇编）现存1868至1937年部分约计10500册。而 1937年以后的文件已被销毁；“一般史料”约有25000册，以“战斗详报”、“战日志”为主。日本海军的很多档案被美国接收，目前还留存在美国。该中心还藏有海军军令部史料。在个人档案方面，该中心藏有近卫文麿、石原莞尔、宇垣一成、本庄繁、矶谷廉介、畑俊六、今井武夫、多田骏等人的档案，包括书信、报告、日志、回忆录等。此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亦收藏着内容相当丰富的涉及民国历史的档案与文献资料。而汪伪政权驻日大使馆档案、东京振武学校资料、中国通搜集的资料均收藏在东洋文库。 5.法国。法国收藏的有关中华民国史的档案与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位于巴黎的有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法国外交部档案馆（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Franc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法国国防部档案馆（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与法国国家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等。此外还有位于南特（Nantes）的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这几年，由于美国重返印太地区战略的执行，中国南海主权不断遭到美国以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挑衅，而南海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前往法国外交部和位于艾克斯（Aix）的藏有法国殖民地部（Ministère des Colonies）档案的法国国家海外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françaises d’outre-mer）查阅资料，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涌现。
三、多国档案史料综合运用与民国史研究国际化视角的形成
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兰克（Leopold von Ranke）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认为“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历史，所有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真相无法寻找，更不可能完全复原真实的历史。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学应该介入现实，用建构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我认为，实证研究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论从史出，“无史”则“无论”。不注重史实就匆匆下结论，这种结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史学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在历史事实尚未清晰的情况下，得出的理论只能是谬论。每个人的历史观必然存在不同的认知，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毕竟是真实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系统地、详实地发掘史料，研究史料，则我们就无法展现出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历史。对于民国史研究来说，尤为如此。所以说，系统的史料并不是碎片，东拼西凑的零碎史料才是碎片，而系统地掌握史料则是民国整体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发展当然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存在，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深受西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深受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但中华文化又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和独特的价值体系。所以，中华民国史研究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在浩瀚的档案史料中任意选取毫无关联、支离破碎的史料，并按照研究者的奇思异想，用这些史料进行“建构”，就可以“把这堆材料建构成一座大厦（史学体系）”吗？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西方的民国史研究到了近乎于崇拜的地步，言必称美英。我在15年前就说过：“用‘领先’或‘落后’之类的词句来表达海内外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异同或许并不贴切。差距固然存在，但随着中国学者思想禁锢的解除、资料占有上的全面、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和理论视野的拓展，国内也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者，这种差距越来越小。”汪荣祖先生最近撰文，批评了包括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新清史学者群——罗友枝（E. Rawski）、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欧立德（Mark Elliot）等在内的美国学者对中文史料的误读、曲解、扭曲、概念偏差等六大问题。这值得我们警醒。当然，欧美学者中不乏精通中华历史与文化的著名史学家，如费正清、韦慕庭、孔复礼（Philip Alden Kuhn）等。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n Ven）教授以系统运用档案文献研究民国史而著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1927》时，由于他是荷兰人，能熟练运用收藏在荷兰档案馆的马林档案，在共产国际档案尚未解禁的当时，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全新的史料。从1990年至2008年间，他先后奔波于南京、台北、伦敦和旧金山，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集了大量的中英文档案资料。尤其是他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将收藏在该馆的中国海关档案制作成缩微胶卷出版。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战争中的中国：新中国出现的胜利与悲剧》等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大陆也涌现出一批利用各国档案史料，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在搜集俄、美所藏中苏与中美关系史料方面，沈志华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译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等均是研究中苏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杨奎松教授运用海峡两岸、前苏联和美国收藏的相关档案，先后写出了《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等学术专著，在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中苏关系史、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均做出杰出贡献。沈志华与杨奎松合编的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亦是研究战后至冷战时期的重要史料。马敏教授很早就致力于运用中外档案史料从事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他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查阅档案与文献，出版了《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基督教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牛津藏马士曼文献及其相关学术研究述论》，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最值得一提的是，吴景平教授从事中华民国史和财政金融史研究，其中对宋子文的研究可谓学界第一人。长期以来，他致力于宋子文与民国财金档案的收集，足迹遍及海峡两岸与美国。暑假期间，他多半待在台北“国史馆”或是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阅览宋子文及民国财金档案，出版了《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等学术专著。作为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奖学金（British Academy K. C. Wong Fellowships）的获得者，本人于1992年2月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花了三个月时间待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自此开始了我中英关系史的研究生涯。我的博士论文《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就是起始于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大英图书馆搜集的大量相关档案和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过，由于中国大陆涉及边疆的档案不能查阅，而我又不愿意仅仅依靠英国单方面的档案，因此博士论文的撰写陷入停顿。从2000年开始，台北“国史馆”的涉藏档案全部开放，我遂于2000年和2002年两度赴台，在“国史馆”阅览室将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西藏问题同英国交涉的相关档案全部复制，用这些档案与我在英国查阅的资料相互印证，我中断多年的博士论文得以延续，并在英国对藏东南领土的侵略和扩张、热振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好评。我那篇在国内外赢得好评的学术论文《论“紫石英”号事件》也是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接触到相关档案后开始撰写的。由于无法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这篇论文也无法完成。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为纪念解放军渡江战役，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部分档案得以提前公布。用这些毛泽东、周恩来与总前委的电报同英国的档案相互印证，使我的论文得以圆满完成。相较于西方学者在中英西藏交涉和“紫石英号”事件问题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由于运用了中英双方的档案，我的结论就更加接近于历史真相，对于打破约定俗成的传统见解，实事求是地解读历史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即便是兰姆（Alastair Lamb）、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和墨菲（Malcolm H. Murfett）等比较客观的英美学者，由于他们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们的论述常常自说自话，或对于史实的描述不够客观。例如戈德斯坦不懂中文，所以他将英印警方在噶伦堡破获的西藏革命党事件误认为是一个单纯的旅印藏人革命组织，从而忽略了该事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即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笔者在台北“国史馆”发现了有关中国国民党同西藏革命党关系的档案。这些档案表明，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存在着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西藏革命党事件反映出国民党在旅印藏族侨胞中宣传三民主义、发展组织、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的事实。又如，墨菲论著的最大弱点在于他无法利用中共方面的档案资料，因而他本人根本无法了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紫石英号”事件的态度与政策的转变。他甚至武断地认为“紫石英号”护卫舰之所以能够逃出长江是一个奇迹，是该舰舰长将“紫石英号”伪装成商船、“沉着应战”的结果。殊不知，中共中央向沿江部队下达的“不予拦截”的密令才是该舰得以逃脱的决定因素。 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国史研究，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视角来源于史料运用的国际化，必须有各国的史料来支撑，所以民国史研究的史料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体现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并不完全是政治与社会内卷化的结果。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每个阶段都同国际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早在1997年，柯伟林就提出了用国际发展的视域来观察近代中国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国际化的影响“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一直倡导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化并不完全是西方“施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海外珍藏档案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
由于历史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们很少有人能够系统地运用欧美、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档案与文献资料。当然，那时中国不富裕，工资收入偏低、研究经费拮据、国家派出人员向理工医农倾斜、出国签证困难、语言障碍等等，这些都是造成文史学人出国出境不便的原因。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研究经费的大幅度增长，21世纪以来，学者乃至博士研究生出境、出国访问进修与查阅史料已非常普遍。
近十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资助下，一批学者赴海外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民国档案与文献，并进行整理和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深入。由张宪文先生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总计72卷、4200余万字。其编译团队110余名教师分赴海峡两岸、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俄国、丹麦、意大利的各种档案馆、图书馆和民间收藏机构进行档案文献、图书报刊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编辑，历时10年，涉及中、英、日、德、丹、意、俄等多种文字，其中三分之二为此前少见的重要文献。该史料集不仅注重价值判断，更注重实证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使我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立于国际前沿。由于吴景平先生在宋子文研究领域的卓著贡献，宋子文长女冯宋琼颐女士特别授权，宋子文档案由吴景平教授负责整理并将之数字化。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吴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对65盒38000多份文件共7万余页档案进行扫描、翻译与数字化。经过十余年的辛勤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数据库》于2019年3月以优秀结项，已正式投入使用。从1996年起，经过陈红民教授的不懈努力，由其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于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由陈红民和傅敏编辑的24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九种）则于2015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2013年起，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姜良芹教授致力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档案”的整理工作，为时6年。该项目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资助，其研究成果《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已经于 2020年4月通过结项，其41册书稿《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将于2020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钓鱼岛问题文献集》由南京大学张生教授主编，其研究团队在美、英、日及海峡两岸搜集了大量档案和文献，内容十分丰富。该文献集共计10卷433万余字，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此外，由张生教授及其团队承担的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21册）已经完成结项，其第一辑14卷已于2020年5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海外近代中国珍稀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工程于2012年启动。近8年来，该所在境外收集、复制、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稀见档案文献，为中国近代史暨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拓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该所已经收集的档案文献有：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约120万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约40万页）；包括蒋介石、黄郛、张发奎、熊式辉、谭延闿等重要民国政治人物在内的民国政要日记（10余种）；严家淦“总统”档案（14万页）；陆征祥档案；俄罗斯档案馆藏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约15万页）；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二战时期远东、太平洋战场照片（2.3万余张）；日本战时资料（包括画册、照片、地图、图书等）；顾维钧档案（17万余页）；李顿国联调查团档案（3万余页）；满铁调查局有关近代中国调查资料日文档案（约600万页）；阎锡山档案（约100万页）等。2016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百度云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建立。在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资助下，迄今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该平台收录的1949年以前的各类文献达1500万页以上，且所有文献均可免费检索与阅读。衷心期待民国史研究的档案搜集与整理进入大数据时代，期待民国史研究理论和视角能够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0年第三期，注释从略。转自微信公众号“民国档案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