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晶|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摘要：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关键词：中国民众记忆；口述调查；历史变迁；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
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出生于这世界
在不知道战争中
度过幸福的青春
嘴上经常欢快地唱
崇高的和平之歌
希望人们心中深处
记住我们这一代
不知道战争的孩子们
这是一首1970年代流行于日本的歌曲。当时的日本虽受宪法约束，但仍为发动越南战争的美国提供了后方基地。因此，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中心的反战和平运动也在酝酿。在此情况下发行的这首歌曲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反战歌曲之一。令人感慨的是，歌词中“战争”还原的不是日本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天皇的“圣战”，而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动侵略他国的几百万日军战死、冲绳民众被美军杀害，东京和大阪民众被盟军炸死，以及最后数十万广岛、长崎民众被原子弹炸死的战争历史。
在中日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今天，有多少人了解那些过往的历史呢？不知道战争的孩子们，需要“知道战争的成人”来讲述他们的苦难经历。不管这些知道战争的人来自哪里，他们的讲述是战争历史的一部分。不知道战争的孩子们也会长大，需要保留和延续“知道战争的成人”的讲述和历史书写，才能使历史在正常的路径中被人认识和共知。
而侵华日军细菌战就是战争中最为隐秘的部分。为了解这段历史真相，各国学者不断发掘资料，其中口述史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日军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中方受害者和亲历者的口述资料等。这些证言如同“知道战争的人”留下的话语，为“不知道战争真相”的人们勾勒出基本史实，尤其是一些关键性资料尚未公布或被学界了解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档案资料的缺失，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众所周知，细菌战的危害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之外，更在于它对各受害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人们心理等长期的负面影响。中方作为受害者，其口述材料与日军细菌部队官兵证言，既有历史事件双方关联应承的印证关系，更是全面了解细菌战受害情形的基础史料。在此讨论的中方口述材料范围较广，主要有配合审判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和对日细菌战诉讼所进行相关调查形成的受害者证词证言；对日军犯下战争罪行区域，尤其是对日军实施或疑似细菌战攻击地区的战争亲历者和知情者调查获取的一手口述资料；以及调查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时间推移，逐渐成为历史见证人，他们留下的表述材料。从中国民众对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记忆采集时间、口述采访对象和采集地点等要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到80、90年代，主要是在东北地区开始的以731部队劳工和“特别移送”人员亲属为主的证言。二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南部地区围绕日本细菌战受害诉讼采集的幸存者、亲历者等口述调查材料。三是21世纪以来，中部地区继续深入开展区域性调查所获得的集体记忆材料。本文将考察中方口述资料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意义，反映中国民众对细菌战记忆的历史变迁。
一、东北地区开拓性的取证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这个决定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于6月和7月分别在沈阳市和太原市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秉持“实行从宽处理”的原则，45名被告被起诉。这其中包括在押731部队成员中级别最高的林口支队支队长榊原秀夫等。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中方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法庭审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和证人的书证。
以往研究关注在押日本战犯中日军各细菌部队人员的供述，以及宪兵、警察等相关部门人员关于将逮捕人员“特别移送”731部队作为人体实验材料的供述。此外，还有日军陆军医院人员进行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的供述。
但与此同时，配合庭审需要的证人证词和鉴定人鉴定书的宣读也应成为细菌战研究的中方口述资料。比如证明被告人、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防疫给水部少佐部长、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林口支部）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所属部队大量饲养老鼠和强迫居民大量捕捉老鼠以及毁灭罪证等罪行，法庭传讯证人张清林到庭作证。
张清林的当庭陈述和专家鉴定书的宣读，直接指证了榊原秀夫所带领的162支队是731部队所属最大的一个支队，服务于细菌战战略需要。日本投降时，该支队饲养的大白老鼠已繁殖到2000多只，小白老鼠有700多只。加之从1945年4月起，胁迫当地居民捕鼠：“每家一个或两个，每天收一次，收到部队里也放到铁箱子里，装上马车，一车装四十多个箱子”，这些活鼠在短期饲养后送至731部队繁殖能携带鼠疫菌的跳蚤、制造细菌武器。162支队还存有培养细菌的大批原料，并具备研制生产细菌武器的实力，随时准备进行细菌战争。
早期以审判为前提采集的口述证言总体数量不多。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东北地区的韩晓、张加庆、金成民、杨彦君等学者先后寻访731部队幸存劳工和“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和历史见证人，采集到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料。200余名劳工于1982年至2010年间接受专题采访，描绘了他们被731部队役使的悲惨生活。
王立高等人都提到“当时要劳工有个规定，凡是够18岁的男性劳动力每年出四个月的劳役。如果一家有3个劳动力，就得有一名劳动力长年服劳役”。无论是从外地骗招的劳工，还是从本地摊派的劳工，来到这里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日军对每个劳工颁发劳工证明书，上工时，得出示劳工证明书。每天上工前集合点名，还得集体背诵国民训。在工地上只能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准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更不准和其他班的劳工接触。下工后路过门岗都得搜身检查。在劳工之间实行十人联保制，如果有一人“越轨”或逃跑，就拿其余九人是问。
关于石井班养动物的情况，劳工记忆清晰。“喂过江猪、白鼠、兔子、猴子、马、牛、羊，每栋房子养一种动物，共六七栋，13名劳工负责“，“马舍最南边，养马肥后抽血送至四方楼检验”，后期还养有鹿、熊、骡子、白麻雀；1956年去沈阳为审日本战犯出庭作证的张清林，在1983年3月17日再次将养老鼠规模、设备尺寸等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还画了林口支队（162支队）及七星泡位置示意图。
劳工们都谈到当时发生的“火球事件”，即1936年，石井部队从背荫河移驻平房以后，中共在平房细菌工厂的外围，曾打过三次信号弹，伪平房警察所和驻平房宪兵队即刻立案侦查，但并未破获。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其的反抗和斗争。
此外，劳工方振玉、付景岐、潘洪生等都发现了神秘的“特别车”，对车型、数量、颜色都记忆深刻。该部队运输班设在航空班飞机库南部的一个大院里，其中有两台“特别车”经常用黄绿布盖得严严的，从不允许中国人靠近。有时可以瞄看到车后边有手铐挂在上面，地下有脚镣子。甚至有时看到日本兵打开车门一捆一捆往车上装东西，再一细看，发现是眼珠能动、面色苍白、头发很长的人用草袋子捆着八号铁线被带进四方楼。而随着劳工们的长期观察，逐渐了解了“特别移送”的规律和内幕。
而正是前期有了历史见证人证言、日本老兵的证言，再加上1997年10月，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了“特别移送”档案原始文件，使得日军利用“特别移送”进行人体实验的罪恶被彻底揭露。因此，东北学者追踪各个线索，依据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等来源记载内容，终于找到了一部分“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经过调查认证，学者分别在2004年和2015年出版了《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追踪一一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以及《七三一部队见证人口述史料集》第二册。我们既认识到“特别移送”受害者艰苦的地下革命活动，也认识到当他们失踪后，组织和家属一面忍受巨大伤痛，一面努力寻找受害者下落的过程。这不仅丰富了对当事人的研究视角，还在微观层面考察了受害者家庭长期且延续的影响。
二、“诉讼”带动下的觉醒式调查
日本在战后长期回避对受害国及其受害者的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受害者，一直在以各种形式要求日本政府或有关企业给予赔偿。同时，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历史持续关注，中国民间于20世纪90年代发起细菌战诉讼。1994年，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三位村民就日本军队细菌战造成的伤害，先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联名提出诉状，后来在日本和平团体和律师的参与下，也向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期间十余年经历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共41次开庭审理。虽然日本法院承认了加害细菌战的犯罪事实，但是以“国家无答责”的理由拒绝给予赔偿谢罪。
在诉讼过程中展开的调查内容，相较于日方丰富的材料，中方资料挖掘严重不足。自1990年代初开始，采集口述材料工作拉开序幕。当时来中国调查的日本民间团体采访幸存者、见证人，与地方上的细菌战历史调查者、研究者、文史工作者和防疫工作者交流，搜集资料、证据，记录口述历史，整理日军实施细菌武器攻击造成当地疫病流行的历史。调查范围从崇山村扩展到义乌境内、浙江省境内其他细菌战鼠疫受害地：衢州、宁波、金华、兰溪、东阳，细菌战霍乱受害地江山；江西省境内细菌战鼠疫受害地上饶、玉山等；湖南省细菌战鼠疫受害地常德、桃源等。其中，湖南常德也成立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从1998年7月至2002年，先后收集了近8000名受害者。浙江作为发起省份，其下辖的相关市县全部调动起来，村一级的村民调查委员会挨家挨户进行口述调查，核对受害者个人身份信息，搜集证据并绘制鼠疫分布图等。有时因为受访者年事已高，即追加采访次数来保证口述材料的可信性。
为了诉讼取证，各受害地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调查模式。因为参与调查人员众多，需要协调好几层关系。一是中方包括各地细菌战原告代表、调查会，开展调查充分与否、跟进速度快慢等；二是日方则是调查团（揭露会）和律师团、研究学者、民间人士的分工协作；三是中日调查人员之间相互往来，民间社会运动推动调查研究的持续深入，日本学者的视线从“加害方”的单方面调查，转移到对“受害方”的实地取证。取证形式也非常多样化，日方在中国与受害者代表进行座谈，召开学术会议，予以指导。中方受害者赴日演讲及交流，笔录陈述书。期间，还将收集的资料图片制图策展。日方还提出成立细菌战丽水研究班，再到实地调查取证，开辟诉讼新途径。
受到伤害的中国民众久未敞开心扉，直抒胸中悲愤。家住义乌市稠城镇义驾山村陈英芳老人谈及：
1942年的春节，一场鼠疫毁了我的家。除夕当天，我42岁的祖父王朝福、35岁的祖母赵爱兰、15岁的伯父王四奶和13岁的伯父王五奶4人感染鼠疫死亡；大年初一那天，9岁的姑姑王妹、30岁的叔母金小妹、7岁的堂姐王桂兰和12岁的堂兄王卢海4人感染鼠疫死亡。就这样，从除夕到大年初一仅仅两天时间里，我家就死了8个人。……据防疫人员证实，他们得了腺鼠疫，鼠疫菌是由桥西村蔓延出来的。
今天，我替我父亲控诉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在我家乡投放鼠疫病菌、致使我的8位亲人于1942年2月病亡的罪恶史实。我希望日本法庭能做出公正裁决。
遭受如此打击的中国民众对侵略日军深恶痛绝，同时也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国际人士、医疗防疫专家伯力士。
1941年，侵华日军在常德播撒了鼠疫细菌。第二年深秋时节，我们石公桥镇暴发了骇人听闻的鼠疫，并蔓延到周围的农村和毗邻的镇子。那年阴历九月，商店和居民家中接二连三地发现有死老鼠，大家都很奇怪。谁知，只过了4天就有人染病死了。我祖母陈三元是第一个死掉的。隔壁丁长发鱼行的老板带着伙计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谁知因此染上鼠疫，不到一个月，死掉了13个人。后来我家对门的丁国豪鱼行里丁国豪父子三人死去了，再接着开铁铺、开柴行的都死掉了，一系列的死人事件使得街上商店都关门了。死了人的家里一片惨惨的哭声，原先繁华的小镇变得恐怖极了。这时常德市派来了防疫医疗队与保安队……。那里有个欧洲医生叫做伯力士的，他对病菌进行化验，证实病菌是鼠疫病菌，最终确认我们小镇鼠疫暴发，是日军731部队播撒鼠疫细菌所致的。
这次跨越国界、深入基层、服务民众的长时段调查，直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通过各方十余年的工作，一大批证言集和学术著作涌现。如《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罪证一一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宁波鼠疫纪实》《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侵华日军细菌战鼠疫、霍乱受害幸存者实录》《关于浙赣地区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控诉：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调查研究》。中日学者合作编辑了八卷本的《被审判的细菌战》，详细记录了取证、诉讼和判决等有关内容。同时，中方学者也前往日本采访收集日本官兵证言，亦结集出版。
中日双方都在为历史留存事实而共同努力。日本律师多次到中国的街道和村子听取证言，并向东京法院提出申诉，把受害者请去日本，使这些受害者在失去亲人生命的尊严和请求对细菌战历史的事实认定的斗争中，获得了感情释放，心灵依托，达到治愈的效果。此外，中方受访者本体自我意识提升，积极投身，并带动地方政府、民间人士和相关学科学者加入，以浙江、湖南、江西为主要调查地区，同期其他省份，云南、广东、内蒙古调查将日军细菌战研究口述调查进一步扩大。云南陈祖樑、广东沙东迅、江西吴永明等先后发表了相关的论著。
1990年代中期民间发起的对日诉讼，让日本赔罪与赔偿的诉求成为所有受害者达成的集体共识。这次诉讼是一个重要的民众调查动员，得到了全社会力量的支持。受害幸存者、亲历者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如同唤醒沉痛的记忆，走上为自己抗争、争取应有道义和权益的觉醒之路。他们的证言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层次的诉求。他们作为日军侵华战争的“当事人”，细菌战给予他们的伤害更直接、更具体，民族性的情感在他们那里随时可以化作个人肉体的病痛，转化为失去亲人的心灵创伤，转化成生活环境被彻底摧毁的精神悲怆。把自己的种种经历说出来，使自己曾经无法安放的灵魂又能在民族性情感里找到共鸣与依托。
三、地区性的深度调查
2007年，日本细菌战受害者诉讼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以后，原告团、律师团等组织的工作回归基础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彼时，湖南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日本“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等民间学术团体以及在几所高校发起的学生调查组织，成为新一轮口述资料采集的主力军。
在以往的调查中，多个个体受害者“点”的资料积累，渐渐形成受害群体面相。而对更加广泛受害区域“面”的追踪调查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一些学校调查团继续进行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田野采访。
2006年，在香港启志教育基金资助下，由王选、徐畅等老师主持，组织山东大学、聊城大学等院校的学生志愿者共同开展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研究。同时，成立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历史真相调查会等学生社团，从而保障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卫河两岸开展系统性社会调查。本次调查以寻访战争亲历者、记录口述历史为主要目的，针对1943年夏秋之际的霍乱流行情况，包括当时霍乱发生相关的大雨、洪水等灾情等，设计与填写调查问卷，进而开展资料整理、研究报告撰写。该调查历经六年，走访卫河沿岸10个县区、106个乡镇，共采访2957位老人，开展文字、录音和摄影记录；同时，对周边30余县区进行摸底调查，采访113位亲历者与知情者，从而形成共计3070人次的口述史调查记录。在工作后期，集中开展调查资料整理、数据汇总、图表绘制与报告撰写工作，并在2017年结集出版《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全12册），从而形成关于日军鲁西细菌战的大型口述史调查档案。
这个以日军侵华细菌战专题为指向的田野调查，从选取调查区域到实际访谈问卷设计，都是依照在日军已有的供述和已经发掘的档案资料中显示出的疑点进行科学地推断，并进行实际地追踪，努力寻求历史的真相。相较于以往调查不同之处在于特意强调不盲目确认日军在该地区实施细菌作战，而是以科学谨慎的态度来求证是否存在细菌武器攻击引起的目标地疾病流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次口述采集面宽量大，如何利用将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既对单个口述案例的文本分析，又对全样本进行批量处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表1即为从全部老人口述材料中完整提取相关信息的汇总表。主要依据调查时制定的访问问卷和采集到的口述内容，梳理出四个整理项目，即受访人所属地、受访人基本信息、口述细节和备注四部分，全方位覆盖口述内容。
可以说，3000余份口述材料积累为实现数据处理提供了前提条件。随机提取一份老人的口述，就可以看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曲周县河南瞳镇马兰头村刘德祯和赵金钵共同回忆：“民国三十二年日本人抢东西，抢粮食，衣服，牲口牵走。日本人抢民工，修碉堡。村里闹洪水日本人也在。闹霍乱他们也转悠。日本人不吃咱中国人的东西，他们吃的东西从县城运。”
在较早时期，日本学者聂莉莉就提出一些可以从口述史角度研究战争受害者的基本问题，从而探讨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战争受害的关系。她为常德细菌战撰写的调研报告作为细菌战诉讼案件的庭证词呈递给东京地方法院。其中的观点被日本法庭所采信。这是日军细菌战口述材料首次利用文化人类学视角开展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17年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贺晓星、杨渝东在前人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展该市幸存的侵华日军受害者——烂脚老人实地调研。他们从老人们“日常生活”入手，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探索烂脚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境遇、医学治疗以及社会救助成效。
“如果真的是个烂脚老人，他到死的时候都是烂脚”，这就是老人们70余年来生活的真实写照，难以治愈的“烂脚”伴随一生，成为他们与正常人的区隔符号。老人们是“异类”的孤独群体，不被重视，家庭内部关系疏离，外部社会联系隔阂，不得不封闭自己。事实上，他们内心渴望治愈，“烂脚如同寒冬，把它治好了，寒冬过去了，就是春天了”。除了身体治疗以外，对烂脚老人心灵和精神上的救治都是我们探究救助战争受害者的新课题。
这场灾难从它发生之日开始直到今天，就没有离开过承受它的这些地方。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死于细菌所致疾病的至亲，还有很多受细菌感染的患者一直生活在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当中。如果说侵华日军的暴行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仅仅出现在各种“表述”手段当中，那么衢州等地依然还有不少的人在用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反映”日军的暴行。他们身体上的病变与溃烂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的生活与事件，而成了“呈现”日军暴行的一类“公共景象”。因此，对这些饱受日军细菌战伤害的个体的日常的研究，便成为另一类“战争的历史”，它是活着的历史，相对于那些已经编辑成册，历数日军罪行的历史而言，这样的历史既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同时又更具有表露历史之普遍“人文意义”的价值。
从民族的层面上，这种记忆的不断塑造也具有相同的意义，所不同的是民族的记忆是整体性的抽象话语，不像个体与地方那样真正有“切肤之痛”，因此更为发散与象征化。它将个体与地方记忆包含在其中，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它们的合法性。
结 语
历史上每个人都可以留下自己的“只言片语”，诸如齐邦媛的《巨流河》，看作是文学家对历史的见证一样，细菌战中方口述资料也是芸芸众生对历史亲历证明，是从个体视角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参与历史过程中的记录。每一位亲历者的离去都在唤起对那个年代国破家亡尖锐痛楚的回忆。他们虽然渐行渐远，但仍与现实息息相关,努力挖掘、掌握和共享这些记忆，是一项艰巨而又值得付出的使命。
从1950年代至今，有关日本细菌战口述采访的对象有731部队幸存劳工、“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及历史见证人、日本在中国发动细菌实战的受害者遗属、幸存者和亲历者。而记录这段历史的人也比以往从事调查的人更多元化，从过去的日本、中国的民间人士(律师、历史学者、医疗卫生人员)到现在新生力量的加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跨历史专业的学者在其间调查研究。就调查内容而言，看似在做与日本细菌战相关问题的询问采集，但每个问题都亦趋严谨和科学，呈现的历史面向和社会层次也越丰富。
通过这个过程的变迁，让“知道战争的人”留下的话语揭开了“不知道战争”的真相。受访者和访谈者逐渐成为口述过程的双主体，相互交流合作，口述史原本记录的“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意大利口述史学家阿里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 )在《什么令口述史与众不同》(What Make Oral History Different)写道:“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在双方主体性的互动下，得以将历史记忆清晰完整地建构起来，同时也提供了理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线索。
同时，这些证言如同“桥梁”一般，搭建了“战争的失败者”(发起者)和“和平的胜利者”之间对话的前提，在迈向世界和平的进程中，无论是观念的争论，还是已有的历史记忆，都不是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尤其是对自身苦难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对于战争罪恶的历史健忘，其记忆与和遗忘的模式更加寓意深长。因此，我们必须要经过持续的、真实的追究、记忆、谢罪及担负责任等过程，建构共同的历史记忆，形成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来实现彼此的历史和解。
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