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双力驱动扩大开放 推动基地创新发展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学科，开创于1974年，至今已有45年历史。当年，该学科受“左”的思想影响，民国史成为一片荒地。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大力号召、推动下，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开垦这一领域。到2000年经专家评审，被教育部批准成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基地”不是一般的科研机构，它负有明确的国家的科学研究重大使命。它的任务不仅做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引领本学科的学术发展，而是更要把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战略的研究，放在第一位。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多次受到教育部社科司多种形式的书面的、口头的表彰。在总共三次基地的评估中，两次获得优秀基地称号；在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中，连续两次获得一等奖。江苏省的人文社科评奖，也五次获得一等奖。2016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带领其他领导，曾专程视察民国史中心，对工作成就做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201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建立了副部级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王沪宁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北师大的先秦史、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南京大学的民国史。
下面，我就中心近年来的运行经验，谈一谈有关基地建设过程中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面向国家需求，坚守民族利益。
几十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紧紧地围绕国家、民族对历史学科的需求，毫不动摇地开展三个方面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
第一，中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从1985年出版第一本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中华民国史纲》，到后来出版四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和两岸四地学者共著的十八卷《中华民国专题史》，奠定了南京大学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清理了许多长期形成的错误观点，解决了两岸学者许多分歧，更重要的是贯彻了习总书记在习马会上提出的两岸“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指示。
第二，抗日战争研究。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长期相互否认，缺乏共识，导致学术界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战历史。1980年代，南京大学承担了国家社科第一个“抗战研究”项目，写出了至今仍广受好评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一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在1980年代抗战研究的重要转折时期，南京大学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了正面战场的研究和引领了正确认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南京大屠杀研究。它是日本侵华战争最严重、最残暴的大规模暴行。日本官方和右翼势力，直到1990年代以前，始终坚持不承认大屠杀罪行，并诬蔑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厘清日本罪行，是中国历史学者的神圣使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带领一大批学者，花费十年时间，跑遍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掌握近5000万字日本罪证史料，致使日本政府不再敢于公开否认屠杀罪行。南京大学在这一历史问题上作出了最大贡献。
为更好服务于国家需求，中心还积极探索发挥高校新型智库功能，与江苏省委宣传部共建省级高端智库“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我们的两项决策建议曾获得习总书记批示，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档案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和公众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坚持“双力驱动”，引领学术创新
所谓“双力驱动”，是指从科研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导向两方面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自由探索为核心的基础性、前沿性、原创性研究，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基地的立身之本，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咨政建言的有力支撑；而坚持问题导向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总书记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鉴于民国史是海内外史学界的热点学科，众多的中青年人十分热衷于民国历史。对这一研究领域，我们始终注意把握好政治方向，注意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坚持以学术创新为导向，坚持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如在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中，我们把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数据库量化分析方法相结合，出版了“大学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等一批高水平研究著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俞正声、刘延东的高度关注，为当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三、组织团队力量，集体科研攻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不仅以学术研究作为历史使命，而且十分重视培养人才。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自身发展和时代需求，由个体分散研究向团队集中研究转变已成为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重点基地要实现科研组织的创新，优秀带头人的学术眼光和精心谋划异常关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努力践行“大师+团队”的团结协作科研模式，着力培养一支能够进行重大学术攻关的学术团队。
我们中心老一辈学者博采众长、高屋建瓴，带领中心人员开创了相对独立和完善的民国史学科体系，率先提出了“14年抗战”等重要理论。他们以高超的学术眼光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垂范并引领年轻人成长，带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除此以外，中心早在90年代成立之初，就聘请了一批海内外著名历史学家担任顾问或学术委员，为中心的学术发展方向出谋划策。
在诸位名家大师的带领下，中心已培养出“大学与近代中国”、“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近代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多支能够独立进行重大攻关的学术团队，使南京大学真正成为民国史研究的人才汇聚之地。在集体攻关研究的过程中，许多教师、博士已培养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甚至是著名专家。
中心目前正承担的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暨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计划十层次项目《中国抗日战争专题史》100部，即是继续发挥中心的学术优势与人才优势的汇聚之作，相信未来出版后，将会成为抗战研究的代表作。
四、争取多方支持，促进协同创新
教育部在基地建设中，特别强调平台意识和协同创新。中心在这方面走在了时代前沿。早在2000年开始从事72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时，我们即联合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德、英、法等语种的许多教师参与其中；并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2015年成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由南京大学牵头，联合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以及台湾近代史研究会、“国际抗战大学学者联盟”等共同成立。
五、坚持开放运行，带动学科发展
按照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任重道远。我们认为，在中国学术、中国表达、中国声音的话语体系建设中，教育部基地应当率先示范，应当积极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重点基地不应封闭内敛，其学术研究，也不应当成为单一学校单一学科的“自留地”。
民国史中心多年来以基地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吸引海内外大批学者参与研究。中心还与海内外众多单位共同组建联合研究平台，如“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首开中国高校牵头多所世界顶级大学在大陆举办学术会议的先例，对于推进国际化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中心统筹组织两岸四地70余名学者历时五年完成的18卷《中华民国专题史》，内容全面，体系宏大，是开放合作的成功典范。《南京大屠杀全史》的英、日、韩、西班牙文版等也已向海外同步发行，真正实现了中国学术的“走出去”。
当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学术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在此，对于基地升级转型创新发展，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坚持任务牵引，抓住研究方向和重大任务不动摇，进一步凝练主攻方向，体现科研规划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二是加大改革力度，既强调学术奉献，也要创新机制，完善分类评价，扩大基地在人、财、物等资源分配上的自主权，使责、权、利更为明确，提升积极性和创新活力。
三是扩大开放运行，利用双一流建设契机，汇聚海内外人力物力资源，形成集成优势，打造民国研究学术、学科、话语高峰。
在进入新的历史时代，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将一如既往地发愤图强，努力为南京大学、为国家民族在学术事业上作出新的贡献。
(转自南京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