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寻访幸存者：六合纪行
作者按
拙文写于2005年7月13日至27日之间，是15年前的旧作，一直放在南大小百合BBS的个人日志中。2014年历史系学生会微信号曾做过推送。
2005年6月29日至7月12日，在张生老师和姜良芹老师的指导下，当时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8名研究生（叶铭、马秀谊、屈胜飞、殷昭鲁、吴爱惠、王晓艳、周颖和我）组成“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小组”，在南京市六合区展开了为期两周的寻访活动，其间，陆远和魏兵兵亦曾参与寻访。
1984年和1997年，南京市曾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确认了数千名幸存者。研究者认为，考察日军暴行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不能仅仅局限于六个星期内和南京城内，因此，对南京的郊县亦有调查的必要。在寻访开始之前，我们已经认识到，彼时距大屠杀发生已经过去近70年，若要新发现严格意义上的大屠杀幸存者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在张生老师建议下，我们将调查的内容扩展到抗战期间民众的生活经历。
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寻访到严格意义上的大屠杀幸存者，但整个寻访活动却让我们受益匪浅——从在书本中体会历史到直面活生生的历史。现在想来，当时寻访的老人，或许很多已不在人世，感慨良多。六合之旅是一次心灵之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那个年代什么是生离死别，什么是家国情怀。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是无数个中国家庭的破碎换来了国不亡、山河在！
日新月异，六合早已不是15年前的模样。而学生时代的旧作，难免粗糙、幼稚，只在字句上略为疏通，其余一任其旧。在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惟愿以此怀念逝者、祈愿和平。
一 缘起
以前只知道六合是南京的一个县，后来改成了区，本地人将“六”读作“陆”，那里的特产是猪头肉和活珠子，虽然不甚发达，但是个交通枢纽，路过却从未在此停留。
针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的研究，在空间和时间上应当有所扩展，我们把寻访的目光投向南京北面的六合。六十八年前寒冷的冬天，那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残酷季节。当南京城沦为人间地狱时，那里是否受到了波及？异族八年的占领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历史的烙痕在那些人们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回忆？这是一个有关于大时代的悲欢往事，这是一次有关于生命与心灵的寻访。
出发之前，张生老师召集大家开了个会，我们形成了一些共识。调查不再仅限于“屠杀”与“幸存”的内容，而是试图从每个被调查者讲述的历史碎片中去拼接他们在战争岁月里的悲与欢、爱与恨，去体会那历经百难却仍旧繁衍不息的生命史诗。
二 城关印象
从汉中门汽车站搭上去六合的长途车，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要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在六合南门的汽车站，我们下了车，坐上“黑车”（这里到处是这种没有营运执照的小面的）寻觅住处。
六合的县城叫“雄州镇”，其实，就是当地人也弄不清“雄州”的“州”是“洲”还是“州”。地图上居然两种写法都有，就别提街上的招牌了。这是一个北方风味浓郁的县城，现在虽然叫“六合区”。两条宽阔的马路——南北向的延安路和东西向的泰山路交叉构成它的基本格局——“一条街走到头，两边都是四层楼”。
有一处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六合的“夫子庙”，现在的实验小学。孔庙虽几经劫难，依然保存完好。一次陆兄来体验生活，随寻访小组走到这里，门卫始终没让我们进去。从外面看，大殿、魁星阁历历在目，体现着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变的尊严，尽管门口文革时的标语还依稀可辨。后来，在采访一位叫汪思杰的老人时，他说一九三七年，自己就在这里上小学，那时叫“夫子庙小学”。当得知日本人来时，学校疏散。他在跑反之前，又回到学校，他说，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的景像。寒风中，学校的门窗都没有关，被吹得噼啪作响，院中飘飞着树叶和纸张。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向孔子像三鞠躬，转身离开。
就是这样的一个县城，显示着这个变动时代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悖论。老旧的城区，散发着被搁置然而并不甘心的倔强，近在咫尺的是一排排新式楼群，旧与新的对比，非但没有让人体会到日新月异，反而觉得有些不谐调。旧城区的平房、小院，以及居住在里面的老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外墙上白石灰写的大大的“拆”字宣告着即将消逝。直到后面几天，我们一直穿行于这样的地方，发现老城区是老人的世界，如此众多的老人。“这里曾经是坟地，那里也是。”在六合的最后一天，一位老人指着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式楼房对我们说。“我是不愿意住在坟地上的，我女儿买了房，我跟她讲，我才不住过去！”。
坐着张老师说的“蹦蹦车”（也就是号称“马自达”的电动三轮车，大概开起来一蹦一蹦的），在难耐的高温季节，我们充满着对舒适交通工具与冰红茶的渴望。虽然知道“蹦蹦车”也是一种包含历史感的缩影，并且这些天将作为“奢侈”的代步工具伴随着我们。
三 寻访
如果说一个人对六十八年前发生的事还能留下印象的话，那么，他至少应该有七十四五岁了。寻访的过程中，我们充分体会到了时间的魔力，它是那么在不经意间成就一切和摧毁一切。
第一天，我们八个人兵分两路，一路由小马哥带队跑区政府，一路由叶师兄领头去民政局。六合区政府大院是很典型的中国单位式院落，散发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味道。区委区政府的各部委办局散落在院中几排红砖青瓦的平房中，朴拙得仿佛让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些部队营院。党史办没有我们需要的资料，老龄委也只有全区九十岁以上老人的名单。有人建议我们去雄州镇政府去看看。
雄州镇是六合区的县治所在，镇党委和政府在开发区，坐公车到那里时已近中午。至少在我看来，南京大学的名声让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相当亲切，还热情地招待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吃了一顿便饭。这让我切实体会到了“南大”两个字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分量。拿着镇政府提供给我们的全镇九十岁以上老人的名单、地址以及全镇十个社区的联系方式，回到了宾馆。在我们还没有头绪的这半天，另一组已经通过民政局联系上了这里的龙津社区。社区帮他们找到了一个老人，当找到一个老人时，突破口就打了开来，线索渐渐多了起来。
下午，小马哥带着我们去了泰山社区，这是六合最大的新式社区之一。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要准备准备，建议我们第二天再来，稍稍感到一丝灰心。接着，我们又去了紫霞社区，在那里抄到了一些七十四五岁以上老人的名单和住址。然而这些名单的用处还真是有限，因为我们并不熟悉那些地址，根本找不到地方。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我们在公园路路口碰到的一位树荫底下纳凉的老大爷。那个下午，我们一共采访了六位老人，多是居住在化工厂一带的平房中。四五点钟，在微微的夏风中，老人们纷纷从家中出来纳凉，三三五五坐在竹凳上聊天，手中抱着第三代，脚边卧着猫猫狗狗。
第一天的成果让我们意识到，路边的偶遇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寻访方式。当你找到一个采访对象时，你就进入了他们的生活空间，他会告诉你应该找谁去了解你所需要的情况。尽管如此，第二天，我们还是按约定去了泰山社区。工作人员抱了厚厚一堆当地居民的档案供我们查找。那是按家庭登记的表格，每一个街区就是一本。先开始我弄不明白，那些档案中注记的“上环”、“吃药”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扎”字样，我突然醒悟到我们看到的竟然是这个社区居民计划生育情况统计。
抄录了许多可能是我们需要的采访对象地址。先到了最近的一个叫泰山北村的新式小区。这完全是一个社备健全、管理规范的住宅小区，我们在这里有十个老人的住址。一个上午过去了，没能采访到一个。他们不是真的老得说不了话就是有子女挡架，或着已经去世了。那资料是两年前的。
转机是第三天出现的，去敬老院的路上，在北门一带，我们发现了即将被拆除的老街巷。北大街、北外街、东西牛市巷，光听听这些地名，你就能嗅出那些以往日子的味道。那里的老人们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那里是“熟人社会”。当你取得一个人的信任时，你就赢得了整条街巷。那里老人的子女大多住进了新式小区，他们在这里守着旧时光。后来我们才渐渐意识到，新式的小区是“陌生人社会”，有着太多的防备与戒心。那些连自己邻居都不清楚姓名的人们也不大可能信任我们。而这即将消失的传统街巷，却将历史的划痕保留到现在。在此后的寻访中，我经常说不清自己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因为这些即将消失的街巷和即将走完的人生。
四 生命与记忆
在历史傲岸着背影远去之后，我们捡拾着碎片，有的碎片小得只能用显微镜才能看清。这些碎片终究上不了台面，因为它们太小太琐碎太微不足道，在宏大历史的面前，个人的生命是那样的卑微，有如大海面前残破的贝壳肢体。
我们离开六合的时候，手里已经有了近一百份证言，近一百个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的生命史。那些男人和女人们坎坷至今，已生出平静的宿命感。宿命感极大地扩张了他们的忍受力，在回忆痛苦的时候竟也能心平气和地讲述着种种压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就像讲着别人的事情一样。
大多数老人的记忆只是场景碎片的叠加，他们的讲述有如不连贯的电影镜头铺陈过来。一开始，我们是被动地接受与记录，之后，在发现他们往往会对同一件事情有着相同记忆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在他们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事件。大多数的老人对发生在一九三八年阴历四月廿七的轰炸印象深刻，大约那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飞机。讲述的细节与县志上的轰炸伤亡统计数字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观，使我越发地相信，历史本来呈现的方式应该是声音与画面而并非文字。当时县城最高的建筑物——王家锅店在轰炸中变成了废墟，电线杆子上挂着死者的残肢和肚肠……一位老人说，直到多年以后，听到飞机的声音，他还是浑身发抖。这些惊恐颤栗组成的历史记忆透过讲述者的眼睛把同样的颤栗传给了我们。那些片段的画面与声音不断地围绕着，就像零乱的胶片重新剪辑与拼贴过再投射到屏幕上一样。但几乎所有的老人都坚持着同样的标准：亲眼见过就是见过，没见过绝不说。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也许被调查者的讲述有时会出现类似“关公战秦琼”的剧情，然而这也引人入胜地展现着记忆构建的过程。也许苦难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切的苦难在老人们的眼中含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同等份量。苦难的经历是漫长的，苦难的感觉是相通的，他们并不有意识地突出某一段的苦难，而是将其作为贯穿生命的一部分。
也许，我们这些“书生”更愿意与受过教育的受访者打交道，尤其是那些老干部和老教师们。从直接的好处来说，他们说话条理清晰，能用很书面化的语言概括自己的人生。在他们的讲述中，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个人是怎样将大时代与自己的生命史进行有机地组合，并融入主流的历史话语中。除此之外，六合多回民，回民的受访者也是令我感佩的一群人。他们爱干净，家里即使简陋但绝不零乱。一位郑姓回民老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她在讲述经历时那种淡定自若的气质，那平静表面背后的沧桑。
在六合的最后一天，一位老大爷执意带着我和晓燕去看看他讲述的那个新四军战士就义的地方。我们在毒辣的太阳下穿过了一个又一个街区，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六合区总工会大院后的一个小土坡，这就是老人说的“蛤蟆山”。我站在那里，身后是座肮脏的公厕，左手边的荷花池一片萧瑟的景象。当我们问老人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新四军战士被处死时，他只反复地说，记得是桃花开的时候，这里那里都是桃花……我往往就在听到这样的话时触到了令人心悸的生命中不可重复的一瞬，这样的感觉在听到另一个故事时也有过——一位老人说，记得一个中国军人被鬼子抓住游街时反复说一句话：你们告诉我娘，我回不去了。
在寻访中，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总是问受访者有几个子女，所有的证言都以这项内容结束。每当我记录“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样的字句时，总会感慨良多，这是对生命延续的敬意。不管多么辛酸，那些花儿永不凋零，生命在一片葱翠中依然绽放着。（本文作者孙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