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但中国人进入这场战争的方式和姿态并非高歌猛进，而是悲壮惨烈的。对于其中的大义，唐德刚先生曾经指出的那些“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是难以理解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敌我实力悬殊的战争。仅依双方兵力与装备纸上谈兵，“三个月灭亡中国”并非妄谈。中国所可依赖者，惟民心与血性。曾有四川父亲送子上战场，说：“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赠其“死字旗”一幅，上书“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赠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此等壮志豪情，惊天地、泣鬼神，至今诵读，犹令人动容。但有人不这么想，在旅日学者姜克实看来，中国人的宁死不降，只有“一时性的价值”，反而暴露了“国家和军队的残酷、野蛮”： 在利用日军资料澄清了刘老庄连“打退敌五次冲锋，毙伤日军170余人”的神话后，若继续表彰其英雄行为，剩下的只有一条了，那就是不接受劝降的殉国精神。这也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时性的价值。若在世界各国大半能遵守日内瓦公约（保护优待俘虏，救护伤病，中国于1956年加入此公约）的今天，这种没有军事价值的抵抗是否值得赞美，那还是另一个问题。若不对兵士进行日内瓦公约教育，在今日还继续鼓吹赞美殉国精神的话，弘扬的只是一种时代的错误，象征的也只是国家和军队的残酷，野蛮。
刘老庄战斗中，新四军82名指战员全体壮烈殉国，早已写入青史；以之为例，显示作者的选择非常精心。不利情况下就接受劝降，就是这种看法的要点。果可如此，则日军传檄而定中国，真指顾间事，连汪精卫“战则足以亡国”的宏论也不必那么洋洋洒洒了。
毋庸讳言，全面抗战爆发时，中日军队的训练水平和单兵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国民政府军队往往在6 ：1的优势兵力下才能与日军对战；陈毅元帅回忆，江南某次战斗中，四五个新四军战士都无法摁住日军一个曹长的挣扎，最后还是一个小战士死死抓住其下身，才将其制服。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的牺牲，数倍乃至数十倍于日军。这种历史事实，恰恰说明军国主义教育、训练下的日军，是何等残酷、野蛮！如何应对此等残酷野蛮的日军？苏军的钢铁洪流，美军的海空立体，都是中国希望得到的，奈何国力不济；而一点可怜的现代化成果随着东部、中部广大地区的沦陷，几乎全部落入敌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强国依靠工业化基地进行战争不同，中国所能依靠者，多为西部贫穷落后地区。持久战总思路下的战略坚持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14年抗战最后得胜的本钱。“没有军事价值”的轻佻，是书斋之中自以为洞明世事的妄言。学者唐德刚曾论“低调俱乐部”云，“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中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几个秀才在这股抗战的狂潮热浪里，算个屁？而秀才不知也，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这一批评用在持前述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身上，也是适合的。时下抗日战争“研究者”中，持类似偏颇之论的不乏其人、不缺市场，并通过网络四处传播。其现象主要有以下数种：其一，选择性忘记从九一八起日本在中国战场深陷泥潭，进而铤而走险与世界为敌的历史过程，故意忽视二战期间同盟国之间国力的客观差距和相互支持的辩证关系，甚至无视西方学者在厘清“被遗忘的盟友”方面所作的努力，贬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义和贡献，片面夸大美苏对最后胜利的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其二，就平型关战斗、狼牙山五壮士、王二小、南京大屠杀等大家熟知的史实发难，或称八路军、新四军歼敌甚微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或曰英雄本属子虚，或云“违反人权”，或称中国官兵意图反抗遭到镇压，企图通过解构历史典型，达到否定整个抗战史的目的。其三，片面利用日方资料，不加辨析，不与其他来源资料相互参证，轻率地将其树为“客观”，完全无视军国主义时代日本伪造文件、掩饰侵略的行为。实际上，即使在南京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日方也没有忘记摆拍给孩子发糖、满面笑容在包子铺前整齐排队、日军背老大娘过街的照片，登之报章，愚弄其民，混淆视听。然而就有人得片纸以为宝，更以之嘲笑、否定中国抗战的价值和目的，让人无所适从，进而怀疑信史。其四，国民政府作为当时的执政者，主要在正面战场抗战，对于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的贡献，学界从不吝于评价。但一些论者，无视中共当时有限的实力和国共团结抗日的约定分工，“强令”中共亦得正面抗击日军、阵地决战，贬低抗日根据地，拾“游而不击”等陈词旧义之牙慧。其五，“八尺协定”等“钓鱼贴”引来众多追捧，这种激于义愤，故意卖个破绽，引某粉“入吾彀中”的做法是否恰当，尚属可议；而转发者颇众，他们囫囵吞饵，往往以为独得之秘，其愚昧固然令人扼腕浩叹，而对抗战历史的无知令人揪心。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违反公约和人道基本准则屠杀平民和战俘的罪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中，已经定论；中国被迫卷入战争，起而反抗，确属“天赋人权”。抗日战争，是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但中国人进入这场战争的方式和姿态并非高歌猛进，而是悲壮惨烈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曾经寄希望于国际社会主持公道。东北小学生何子明曾致信国联调查团说：“我小学生告诉您们满洲国成立我不赞成，因为他强于严（原文为此）压迫我们，有一天在学校，日本人去了，教我们家一齐说大日本万岁，我们要不说他就杀我们，把我迫不得已的就说了，其中有一位七岁的小孩，他说大中华万岁，打倒小日本，日本人听了就立刻把那个小同学杀了，真叫我想起来就愁啊。”藏于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国人悲切的呼号和恳切的期望，为数达几百万字。终于有一天，在最后关头来临时，国人放弃了幻想。巴金说：“上海的炮声应该是一个信号。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人，断然不会像某些学者那样，有时间和余地反复思量自己殊死的抵抗有无明显的“军事价值”。前述持论者，倒是给我们提示了他所认为的抵抗的“正确方式”——日内瓦公约教育！他告诉我们，若世界各国能遵守日内瓦公约，就会“保护优待俘虏，救护伤病”。这个“若”之前提非常重要——松井石根大将统领规模空前的日本“华中方面军”进犯南京时，日本知名国际法专家斋藤良卫正在军中。斋藤良卫曾任“满铁”理事、第二次近卫内阁外交顾问，协助签订“三国同盟”，著有《中国国际关系概观》等。斋藤不可能不熟知日内瓦公约，他的任务，不是教导松井石根遵守国际法，而是寻找可以利用之处；而后，数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横遭屠杀。日军曾告诉中国被俘官兵：有饭吃，有工做，还发工钱。但是，放下武器，并不能保证安全，真的“没有价值”。于是，中国人断然拒绝“接受劝降”，刘老庄连坚定选择了血战到底。他们的执拗，恐怕让姜先生失望了。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讲话中承认：“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满洲事变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经过巨大灾难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该走的方向有错误，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其结果，70年前，日本战败了”。看来，犯下“时代的错误”的，是恃强凌弱、自以为无敌的军国主义日本，而不是明知不可为而死之、把英名镌刻于民族丰碑之上的刘老庄连及其同胞。
（原文载于《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以上内容转自微信公众号“历史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