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清: 晚清危局及其出路——洪秀全、曾国藩的认知与抉择
晚清危局及其出路
——洪秀全、曾国藩的认知与抉择
一、朝廷及精英阶层对晚清危局之认知
乾隆后期伊始，清朝由盛转衰，及至嘉道年间，出现内外交困的危局。期间，嘉庆朝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和道光朝的鸦片战争，集中暴露了清廷在内外战争中的腐朽、虚弱和低能，说明清朝国家机器已经不堪应对重大和突发性危机。对此危局，朝廷及朝野士大夫出现了不同认知，而且，随着危机深化和焦点转移，精英阶层也发生新的分化，其认知和应对方略因此显示不同的时代特征。
其实，身居权力顶层的皇帝及朝廷中枢对危局并非麻木愚钝。他们承担治国理政大任，基本知悉和掌握涉及国内外情势的重要资讯，更需要应对和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类常规或突发事件，因此能体验和感受到吏治、财政、灾荒、军事、民变、海陆边疆等领域存在诸多隐患、风险和危机，进而察觉和意识到国势的衰变。从大量上谕、奏疏中，我们不难发现多领域爆发危机的案例。就大案而言，嘉庆帝即位初期，就亲自处理白莲教起义与和珅巨贪案，曾下罪己诏，深刻反省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他意识到朝廷正面临会党武装反清的空前危局，却仅将原因归结为积重难返的吏治大弊。道光帝沉痛反省鸦片战争惨败，严旨追究和惩处失事官员，但仅仅将战败原因归结为前线文武贪生怕死、欺瞒朝廷。晚年，在查处925万多两户部库银亏短案后，他又连续下诏各省清仓查库，结果无不亏短。因此，道光帝对国势衰微的危局具有比其父更加深切的体会。但他们都认定危局根源是官风败坏、官员犯罪，并非朝廷体制弊病，更非皇帝错咎。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惩处犯罪官吏，澄清吏治，严守祖宗法度，就会复归太平盛世。鸦片战争以后，道光帝渴盼天下太平，中枢遂配合粉饰，“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这种上下欺瞒、讳灾讳盗、粉饰太平的做法，导致各地反抗事件频发，势将酿成全国性反清起义。
官场虽然弥漫昏聩贪腐风气，但朝野有识之士却在不同程度上感知和体认到清朝面临的内外危局。其中，龚自珍堪称典型。他高度关注和揭露各领域长期沉积的弊端，敏锐察觉清朝已陷入生存危机，并发出警示称：“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为此，他主张“更法”，试图推动因循守旧的朝廷走上全面改革之路。但龚自珍人微言轻，只是书生议政，根本不可能得到朝廷任何回应。他极度失望，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最先发出大规模民众反清起义即将爆发的警讯。
与思想家龚自珍不同，一批经世派官员长期任职地方，亲身体验和应对各种弊政，也感受到国势中衰。他们势单力薄，认识有限，只能在地方推行零散的兴利除弊的改革，对挽救危局并未产生实质和整体效果。随着经世派实力增长，他们逐渐形成松散的政治势力，通过多种渠道参政议政，不断扩大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他们多数出身寒门，科举入仕，比较体察中下层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危局的认知相对务实和深刻，但并未进入权力中枢，也受自身政治立场和功利的制约，故而难以从总体和全局上认知危局，也未能达到龚自珍的认知深度。
二、曾国藩、洪秀全对晚清危局之认知
曾国藩、洪秀全都生长于晚清，出身于农村，在家长教化和督责下，自幼接受儒学启蒙教育，立志攀登仕途。但是，洪秀全四次科考失意，就决意走上反清起义之路，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曾国藩虽屡试不中，却坚持参加科考，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跻身朝堂的美梦。可见，他们原本人生目标相同，堪称科举入仕的同路人。曾、洪对人生目标和道路抉择发生由同而异的变化，源自他们对清朝统治和时局的认知出现根本对立。
（一）曾国藩的危局认知
与洪秀全的农民父祖不同，曾国藩祖父力行耕读兴家，父亲自幼走读书科考之路，却屡遭失利，遂寄望子承父志，亲自调教，并将曾国藩送至衡阳双桂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接受教育，最终实现入仕目标。任京官12年间，他系统研学儒学义理、典章制度、经济实学、历朝史籍、诗词古文，任事勤勉，深受肯定，遂从七品小官跃升至二品大员，成为朝中年轻才俊。曾国藩致函祖父自夸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每次升迁，他对皇上“天恩高厚”都增加了新的体认，忠君更加理性自觉，仿效圣贤、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志向也愈加坚定。当他进入翰林院时，就致信诸弟宣示其宏大志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因此，他严格律己，周旋各方，实心办差，成为朝中稀缺的义理型经世派能员，并得到朝野官绅认可。曾国藩认定，在咸丰帝即位、太平军兴的危难时刻，就是他力挽狂澜、效忠报恩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连续上疏，揭举朝廷弊政和危局，提出应对和改革方略。奏疏涉及吏治、兵制、司法、田赋、货币、财政、治安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经世派的改革思路和举措，也反映了他兼任礼、兵、工、刑、户诸部侍郎期间的参政心得。其中，《备陈民间疾苦疏》直击朝廷忌讳的敏感议题，堪称经世派高官对危局认知的经典之作。
曾国藩认为，当前危局的要害是民心涣散。其原因是：“……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民间普遍存在三大疾苦：1.“银价太昂，钱粮难纳”；2.“盗贼太众，良民难安”；3.“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若能破解，即可挽回危局，重建康乾盛世。此疏虽然直击地方弊政之重症，但仍落入皇上圣明、朝廷正确、罪在地方的俗套，论述逻辑并无新意。
其实，曾国藩对皇帝及朝廷也颇多不满。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批评道光帝以“镇静”取才的政策，造成官员“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他认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还痛批京官尸位素餐，粉饰太平，“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此疏几乎完全否定了道光后期的官场生态。他甚至对当朝的咸丰帝也有微词，不惜冒险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规劝皇上自制自律，率先垂范，扭转官场风气，挽救全国危局。
可见，曾国藩意识到清朝已深陷全局性危机。中下层民众苦于地方暴政肆虐，民怨沸腾、民心涣散。他对比康熙帝成功逆转凶险危局、道光帝却难以脱困振作的事例，认为失败的症结是人才政策失误，导致官场风气和吏治普遍败坏。地方守令滥施暴政，阻断下情上达渠道，致使皇帝、朝廷不悉下情，德政不能落实到基层民众，从而酿成官逼民反的危局。因此，亟待咸丰帝除弊图新，实行新政，力挽危局，振兴大清。曾国藩对危局的分析解读颇具深度，奏疏因此震动朝野。咸丰帝上谕表示宽容嘉纳，经世派同僚群起赞扬。曾国藩则自居忠臣，致书家人，称此疏“恐犯（咸丰帝）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其实，曾国藩对内忧的认知远不及龚自珍的论述全面深刻，对外患的认知更加盲目肤浅，明显落后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典论述，也未能超出嘉庆帝罪己诏的认知水平。与洪秀全的反清论述比较，双方则截然对立而鲜有交集。
（二）洪秀全的危局认知
洪秀全父祖世代务农，他是家中第一位上学读书、尝试科举入仕的子弟。但是，洪秀全只具有启蒙和自学的儒学知识，与曾国藩相比，缺乏系统深厚的儒学功底。而且，他身处广州近郊，受到天地会“反清复明”思潮和西方基督教的双重影响，对满族皇帝及朝廷的忠诚度不高，故而在科考连次失利时，就对清廷极度失望，由此催生改朝换代的反清思想。之后，洪秀全选择性地移植基督教义，创立新的宗教，撰写了传教文章《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起义后，以东、西王名义发布三篇诰谕，宣示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教和政治纲领。纵向检视这些文献，表明洪秀全对晚清危局的认知经历了从隐晦到公开、从宗教到政治的话语转换与升级过程。
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萌生反清意识后，密切关注现实局势，经常与同道亲朋“谈经论道，终夜不倦”，“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他向洪仁玕阐明自己的反清论述称：
（中国）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
以东、西王名义发布的诰谕更揭露了清廷暴政给广大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
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殍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
与曾国藩绝对效忠清朝相反，洪秀全彻底否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认定，满清朝廷是造成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水旱灾害、民众贫穷、官吏贪腐、司法不公、人才绝望、英雄罹难的罪恶之源，也是酿成当前危局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这不只是清朝危局，而是中国面临的危局，也是人民和民族的苦难。因此，洪秀全决心寻求真理，努力探索走出危局、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宗教和文化领域，洪秀全与曾国藩的论述更极端对立。
洪秀全推崇上帝信仰，撰写《原道觉世训》，宣传“皇上帝乃是真神也”，号召凡人崇拜上帝。但“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误拜各类偶像。“皇上帝乃是帝也”，历朝皇帝竟然“僭越于其间……敢称帝者……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更影射咸丰帝为当代阎罗妖，“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东、西王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更点名痛批，“今满妖咸丰，原属胡虏，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此谕中被公开列为必诛的民族和宗教公敌咸丰帝，却正是曾国藩效忠图报的圣主。
与洪秀全针锋相对，曾国藩奉诏组建湘军，出征参战，发布《讨粤匪檄》。该檄文称：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
前文曾述，曾国藩上疏指出道光、咸丰父子德才有瑕，但在讨伐洪秀全的檄文中，却隐瞒世人，宣扬清朝“列圣”，表扬“今天子”“敬天恤民”“深厚之仁”；对官府暴政和官逼民反的危局只字不提，却历数太平天国的种种罪孽；并将起义原因说成洪秀全等“用夷变夏”、发动了“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绝非只是针对“我大清之变”，等等。曾国藩这番说辞意在掩盖即将引爆的官民、贫富、满汉、中外四大矛盾叠加的危局，动员汉族地主士绅及群众追随湘军，参与卫道，助饷助剿，保全家产，报效朝廷。
事实表明，曾、洪的阶级和民族站位对立，利益和目标追求相殊，造成双方对清朝危局的认知产生本质差异。洪秀全兼具士农双重社会心态，能够以士人的视野，比较理性地观察和思考农民的苦难与诉求，敏锐感知和触及四大社会矛盾交互激化的现状。他认定，清朝皇帝和朝廷是危局的制造者，绝不可能改恶从善，故而寄望清廷自行改革弊政，藉以化解矛盾、挽救危局、拯救苦难的中国和民众，是绝对行不通的。曾国藩则相反，他秉持忠君报国的理念，心怀改善和强化清朝统治的愿望，观察和分析朝廷危局，其认知程度比同僚固然全面深刻，但并未逾出经世派的认知范畴。与洪秀全相较，他只关注吏治败坏、政策缺失所引发的多种弊政和危局，其认知焦点局限在官民矛盾，从不涉及清帝皇权和朝廷体制，也淡化和回避了现实存在的贫富、满汉、中外三大矛盾。因此，他认为，清朝危局绝非不治之症，完全可以自行整治和修复。
三、洪秀全、曾国藩拯救危局的道路抉择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面临严重危局时，为拯救危局，往往出现不同的道路抉择。一般而论，若朝廷能够掌控抉择主动权，善于利用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动兴利除弊的改革，自行缓和社会矛盾，可能成功缓解和拯救危局，实现延续王朝的目标。若朝廷拒绝改革，或改革失败，各种社会矛盾交互激化，引起社会动乱，危局遂恶性发展，转化为乱局，朝廷因此丧失抉择主动权。同时，下层民众为寻求生存，被迫自行抉择，兴起自下而上的反抗暴政的起义风潮。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某些势力乘机崛起，镇压或利用下层起义，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洪秀全和曾国藩则是在晚清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借鉴了过往拯救危局的历史案例，上演了新的历史活剧。
洪秀全的抉择是，利用宗教，发动起义；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推翻清朝，创建新朝。其斗争矛头直击咸丰帝及满族权贵。东、西王发布的诰谕宣示，“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况尔四民人等，原是中国人民，须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灭妖”“尔等凡民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庶几常生有路，得享天福”。洪秀全设想，只有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实现王朝、宗教、文化、社会、国民的革故鼎新，才能最终建成《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世界，“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他关注历代农民起义和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活动，分析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如肯定刘邦、朱元璋的胜利，否定黄巢、李自成起义；肯定和继承天地会“反清”目标，但废弃陈旧的“复明”目标及各种陈规陋习。他借鉴传教聚众的起义案例，传播上帝信仰，秘密动员、组织民众和建立基地，完成起义准备。金田起义后，宣布建国登基，开创新朝。建都天京后，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拟定太平天国未来的土地制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社会、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制度和政策。但该文件印数极少，曾国藩幕府多方搜求未能如愿，被俘太平天国官员也未见过。看来，洪秀全等人可能决定在推翻清朝后实施《天朝田亩制度》，故而未曾向官民公布颁行。
可是，长期战乱，新朝覆亡。虽然《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制度终未实行，但这一制度却体现了广大贫苦农民最迫切的经济诉求。外国传教士可能最早从太平天国高层获得赠本，1854年9月9日，有人在《北华捷报》发表评论称：“这个样本是异常可嘉的……起义政府制定的条文对整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关心。它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保护他们的人民的安康，这使得那些欧洲所谓文明政府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羞愧。”评论高度肯定文件条文关心每个社会成员，显然包括下层贫苦群众，凸显新朝施政最基本的原则是保护人民安康，这一点连欧洲列强也相形见绌。由此可见，实现改朝换代不是洪秀全拯救危局的终结目标，更宏伟的理想目标则是建设“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洪秀全不仅宣示要推翻旧王朝，铲除中国内忧外患危局的祸源，而且设想在新朝治理下，推行新制新政，旨在实现大同社会。就实践层面而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他既未能推翻清朝，更无法实现未来的理想目标。从主观因素考察，起义后，洪秀全等人逐渐背离理想和初心，急切建立新朝，称王建制，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和话语复制了旧朝体制和制度，他们也迅速转化为新朝权贵，致使太平世界和大同社会的理想都成了具文。
洪秀全向人民宣示了新世界的美好愿景，行动上却疏离贫苦民众，深陷旧世界的泥淖。如何看待和解释洪秀全理想和实践的巨大落差，也成了学界争议的热点。笔者认为，历史人物的理想与实践存在落差是正常现象，洪秀全并不例外。我们既不能忽视洪秀全的思想、实践的严重缺失，片面强调和高估其理想，美化和拔高这位起义领袖；也不能以今律古，聚焦和夸大洪秀全的时代局限和个人错咎，甚至重复清方的诬枉不实之词，否定洪秀全反清反侵略的坚定意志和实践，歪曲和抹煞其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甚至恶意妖魔化这位起义领袖。
同时代的曾国藩，在道光朝因迅速升迁，对皇帝与权臣穆彰阿感激涕零，从无疏奏指摘朝政。咸丰帝即位，穆彰阿失势，他才连续上疏，批评道光朝政，吁请咸丰帝认清形势，吸纳朝臣改革建言，立即推行新政，兴利除弊，拯救危局。但是，这些治标举措，其起点和归宿都是维护和加固清朝皇权及当时体制。至于曾国藩自诩“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规劝皇帝补强圣德的奏疏，已被精心磨光了棱角，通篇充斥迂回委婉的话语。即便如此，咸丰帝对这份涉及圣德的条陈，反应却异常强烈，将奏折掷之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后经几位权臣哀求，曾国藩才幸免于罪。接着，咸丰帝又改变态度，刻意发布长篇上谕，针对曾折，详加辩驳：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朕欲求献纳之实，非沽纳谏之名，岂得以“毋庸议”三字付之不论也？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令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志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戒……朕深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庶坐言起行，国家可收实效也。
皇帝坚决否认曾国藩微词影射，声称自己一向从谏如流，从无“以‘毋庸议’三字”拒谏之事，并反批曾国藩过激、拘执，还显示包容大度，“不加斥责”。其实，咸丰帝即位后，根本不想纳谏改革，除了罢降穆彰阿、耆英，原班高官仍盘踞朝廷，朝政未见改善。曾国藩对此深感失望，遂萌生退意。1849年，为准备庆贺其父次年60寿辰，他致信诸弟，决定“乞假归省”：“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可见，在催生咸丰“元年新政”的心愿破局后，曾国藩已心灰意冷，遂作出新的抉择：远离朝廷，归养尽孝。及至1852年其母去世，曾国藩获假返家丁忧，得以实现两年前的抉择。看来，他不能在朝兼济天下，只好回乡修身齐家，做湖南一流乡绅。
可是，曾国藩的乡绅梦又遭破灭。当时，太平军正围攻省城长沙，攻防战局旷日持久，湖南秘密会党纷纷起事响应，全省动荡，曾国藩等在籍高官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乡绅梦难圆，战乱迫使曾国藩必须作出新的道路抉择。但身为在籍文官，如何应对战乱，也是新的人生命题。经过一番犹豫徘徊，曾国藩决定告别乡绅梦，作出墨绖从戎、组建湘军的重大抉择，由此改写了他的人生，也书写了拯救危局、延缓清廷寿命的晚清史。
促成曾国藩作出新的抉择的原因主要有五条：1.忠君报国的政治立场。曾国藩返乡前后，曾家已经与湘乡官府合作，组建团练武装，防范太平军侵扰，镇压地方动乱，保卫县境治安。2.保护乡绅地主阶级利益。湘军所到之处，以保护乡梓动员当地乡绅、地主、士人加盟，带领农民参战。3.个人政治欲望。他素怀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刻意塑造内圣外王、古今完人的高大上形象，并为此努力学习和任事，其学问、人品、官品之口碑甚佳，领导力和执行力得到朝野肯定，在湖南官绅学界素有威望。返乡归养，实属事出无奈。他在等待新的机遇，以便再度出山，建功立业，展现德才，实现抱负。郭嵩焘即以此激励曾氏接受诏命，墨绖从戎。4.湖南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南是经世派重镇，曾国藩多年结交经营，形成声气相投、关系亲密的拥曾势力。有些官绅已经组建乡土武装，参与战事。一旦曾国藩登高呼唤，他们便迅速响应结集，组成凝聚力极强的精英团队，追随曾氏从征，打造地方军事集团，抱团谋取功名利禄。5.朝廷的指示和支持。咸丰帝诏命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首领，为其新抉择搭建了合法平台。两任巡抚都认真落实诏命，敦请和促成曾国藩出山建军，为曾氏提供了人、财、物的保障。当时，还有安徽等省也诏命在籍高官帮办团练，却基本未能成功，除了任事者智慧、能力不足外，地方官府不愿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经过多方考量精算，曾国藩决意抓住新机遇，作出新抉择：夺情从军，“以身许国，愿死疆场”。
湘军草创始初，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令其开赴各地，镇压会党。此时，他凶相毕露，绝口不提以往上疏所言民众反抗、“盗贼众多”源于官吏暴政，竟将会党起事原因说成地方官吏苟且偷安、不敢杀人所致。他奏称：湖南会党众多，“有司……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为此，他决心大开杀戒，誓言要杀尽这些数十年逃过屠刀的会众，“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虽）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于是，他先在长沙试刀，“诛戮不过数十人，而远近为之震慑。风声所树，其效立见”，接着，在湘南各县清剿数月，每次杀戮则以百人计数。之后，湘军将杀戮推向沿江各省，所到之处，血雨腥风。太平天国最终失败，曾国藩则如愿以偿，封侯拜相，被其门徒贴上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一代完人”的标签。洪秀全却被打翻在地，被构陷为十恶不赦、祸害中国的一代罪魁。但是，虚构和颠倒的评价难以掩盖真实的历史。从当时中外正义人士的记载，到后世谭嗣同、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的评判，及至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不断深入的研究，逐渐还原了历史真相，对曾、洪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作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定位和评价。但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告别革命”论的提出，再度泛起扬曾贬洪的声浪，其论述却是重复晚清官方的基调。
史实表明，对晚清出现内忧外患的危局，洪秀全的认知比曾国藩的更深刻，论述更全面真实。他拯救的对象不是清朝，而是中国，其道路是发动自下而上的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创建新朝，再进行制度变革，建设饱暖均匀的太平世界，最终达成大同社会的理想目标。曾国藩则竭尽心力效忠与拯救清朝，并视朝廷为中国。他先是积极建议皇帝推行体制内改革，缓解社会矛盾，拯救危局；但皇帝无心改革，遂消极返乡归养；终因捍卫其阶级利益和清朝生存而奉诏建军出征，走上镇压反清起义的不归路。洪秀全虽败犹荣，他所开辟的反清起义道路被孙中山借鉴、继承和实践，最终完成倾覆清朝、建立民国的历史使命。曾国藩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清朝也在湘淮新贵的参与下推行了洋务新政，但并未缓解各种固有矛盾，也无力拯救持续深化的危局，最终被自下而上的反清起义风暴所摧毁。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原文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