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马海天丨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解读中共抗战史的发生——从“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说起

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是毫无疑义的起点。

在这历史的起点，中共是当事各方都没有忽视的重要存在。实际上，当时日本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中国共产党这一因素在东北问题复杂性中的地位。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员到东北实地考察时，日方以当地“土匪”有受共产党“策动之虞”，配置装甲车，作为国联专列的“先导”，以作微妙的提醒。

国联调查团对此没有无动于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特意用专章回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立场关系，其间多有诋毁之辞，但从反面看，亦可视为“褒奖”：“极贫苦之农民得由共产主义而享受甚多之利益”，“其宣传及行动颇有成效，固无间于共产主义与中国社会制度之互相凿枘也。因苛税，苛捐，重利，军，匪，肆劫所生之一切民生痛苦，尽为共产党利用以为宣传之资料”，调查团确认，“其在中国现已成为国民政府之强敌，有自制之法律，及政府，以及其自身行动之土地范围”。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甫一发生，中共中央及下属组织即有发声，此后更领导“抗联”等武装，从事有组织之抵抗。抗日战争以此为起点，有正当的学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先发制人，调集重兵和众多干部布局东北，辽沈一战，占据优势，进而席卷天下。揆诸魏、金、元、清往事，说中华文明转换的枢纽，深藏于白山黑水间的广袤原野，殆有世事如棋、历史惊人相似的感喟。

如何讨论中共在早期抗战史中的角色和作用？前贤著述，不啻汗牛充栋。笔者以为，在广泛的国内国际史料的基础上，站在全球史的高度，结合中国抗战史，在范式转换之间不断转换视角，差可全面观照。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关系，也因新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的重要发现和《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的出版，本文主要围绕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相关档案文献展开。

 

一、 范式转换之“在中国发现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范式，是对“冲击—反应”模式的扬弃。因为把中国近代历史看成仅仅是应对西方冲击之结果，在事实、理论和方法上，均为谬误。主要从中国内部探寻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和规律，是柯文范式的意义所在。

就九一八事变而言，多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就中共问题，从中共本身的理论、政策、组织和行动来看待中共的角色和作用，是主要的着眼点。如金再及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虽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全局是错误的；在反蒋策略上，错误地把阶级矛盾放到第一位，错误地坚持苏维埃革命的方针。王维礼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确出现过某些正确主张和行动，但其并未改变左倾路线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事实。  张静、刘文佳则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全国举起抗日大旗，发出抗日宣言，号召民众抗日救国，调派大量党员干部奔赴东北，并直接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北平是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主要活动地之一，李自华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领导下的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陶祺谌运用日本外交档案，论述了中共举办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活动的史实，表明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九一八事变对国共关系的型塑，本为值得落墨的重点。莫志斌梳理了14年抗战中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  杨永利认为虽然国共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抗日态度，但日本的扩张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抗日情绪，国共关系的重心也逐步由内部斗争向共同抗战迈进。 

中共满洲省委是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931年9月19日，满洲省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2日，作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23日，又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931年12月初，罗登贤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重组遭到严重破坏的满洲省委。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各地建立组织，在各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逐步取得了领导地位。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考察时，中共在东北虽为地下组织，但其活动已非常显性。

东北处在日伪的强力统治之下，远离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极为不易，无论如何评估其艰苦卓绝和巨大贡献，均不为过。从其苦斗中提炼中国社会内在的本质性力量，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应有指向。

同时，对于这一时期中共的研究，应当注意到中国内部的其他组成部分，以及他们的认知和反应与中共理论、政策、战略、策略演变的呼应关系。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代，爱国主义已经成为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之一，东北基层民众的文化程度未必很高，然民族大义班班可考。小学教员汪鼎钧致信李顿调查团揭露说：“学校若有启发爱国之教课[科]书，日人任意删改，则参以亲日意旨。每遇中国人或小学生。便旬[询]问是否为‘新满洲国人’，答曰‘不是’，则便鞭打一气”。高超尘说：“不少日子以前，‘满洲国家’即已成立了，但那完全是日本人的主使，强迫我辽地居民承认。街上的行人，日人随便问‘您是哪国人’，你如说是‘满洲人’便罢。如说是中国人，便行暴打以至死。”小学生何子明来信说：“我小学生告诉您们满洲国成立我不赞成……有一天，我在学校，日本人去了，教我们家一齐说‘大日本万岁’，我们要不说他就杀我们，把我迫不得已的就说了。其中有一位七岁的小孩，他说‘大中华万岁！打倒小日本！’日本人听了就立刻把那个小同学杀了”。

文化较高者，则向代表团分析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造成的国际危机。如中国国民党青年团哈尔滨市支部分析说：“查日本军阀向有一贯之对外积极侵略政策，吾人细玩以前田中义一之满蒙大陆政策及最近本庄繁等上日本天皇之奏折，可以看出其对外一贯之积极侵略政策，即第一步占领满蒙，第二步并吞中国，第三步征服世界是也……以今日之日本——蕞尔岛国，世界各国尚且畏之如虎，而况并有三省之后版图增大数倍，恐不数年后，即将向世界各国进攻，有孰敢撄其锋镝乎……勿徒视为亚洲人之事，无关痛痒，失国联之威信，而贻噬脐之后悔也。”

日本持续不断的侵华行动所激发的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主义热情，最终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中共根据形势调整了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二、 范式转换之“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

 

然而，仅仅“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不够的。有三层意思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一，可资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第二，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仅仅只在中国；第三，更重要的是，许多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如果不考虑与国际因素的参证，无法准确地理解。试分别言之：

以言资料。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凡有血气者无不慷慨自任。1932年4月12日，清华大学自治会用英文致函李顿代表团：日本的侵略，不仅危害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也使国联面临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考验其全球治理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影响人类的前途命运。清华大学自治会还向代表团提出五点要求：一、日本从中国撤军；二、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三、不承认日本侵略和以武力改变的现状；四、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五、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中国女权运动同盟会致函李顿调查团表示：“希望你们结合日本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进行调查。因为日本的扩张政策充满了极大的危险，挑战了国联盟约中‘尊重和维护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不受外来侵略’的规定。当日本强大到足以实施其后期的扩张政策时，世界将更加无能为力。”像这样的重要历史资料，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已经尘封了几十年。

尘封的档案数量巨大，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所藏李顿调查团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成员在日本和中国东北与日本政要、高级军官的谈话，与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者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现场的实地考察、询问日军各级官佐的内容，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呈文和电函，东北伪组织的人员结构和表态，世界各国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反应和抵制等。特别是张学良等人反复向代表团说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军高层竭力避免冲突的态度和具体文电，王以哲、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当晚与张学良的联系，北大营遭到日军进攻后东北军各部的不同反应等情况，对于澄清九一八事变真相，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案，世界各地有关中国抗战史料的发现，意味着“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应当成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即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共而言，昭和六年（1931年）10月由日本“关东厅警务局”编印的《满洲共产主义运动概观》，虽然多有污蔑之词，但对中共方面情况的掌握颇多准确之处。内中就提到了共产国际命令改组满洲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克服关门主义倾向”的问题，要求组建适合青年阶层的抗日组织，成立“抗日救国会”等外围组织，以实现“满洲党的战斗化”等。其中具有早期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部署，显示了邻近苏联的东北中共组织的特殊定位和使命。联系到苏联方面曾将满洲省委主要领导几乎全部安排进苏联境内，值得我们联系复杂的国际背景进行思考。

以言研究。日本学者包括旅日学者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此不一一例举，，我们也无法苟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但值得重视。如围绕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苏联因素，判泽纯太论述了朝鲜共产党的解散对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影响，驹村哲讨论了美苏建交对日苏关系的影响， 服部龙二讨论了九一八事变前的日苏关系，鹿锡俊讨论了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对苏政策， 金淑英讨论了九一八事变后国际情势的演变与日苏中立条约，等等。这些境外学者所用的资料、方法和视野，综合考量多种复杂的因素，特别是苏联因素，是我们深入研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言行的重要参考。事实上，日方在接待国联调查团时，也时常把苏联、中共等问题合并讨论。

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亦十分丰富。欧美学者当时就向国联提供了第三方意见，如曼利·哈德森（Manley O.Hudson）的《国联的裁决：中日在满洲》，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满洲：冲突的策源地》，卡特拉克（F.M. Cutlack） 的《满洲竞技场：远东冲突的澳洲视角》，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E. Sokolsky）的《亚洲的导火线》，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的《世界的危险地带》等，这不仅当时为国联理解中国东北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是对我们今天研究的一种鞭策。至今，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如米德（Rana Mitter）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的反应可归纳为：与日本人合作、流亡出关抗日、在东北当地抗日。米德还论述了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抗日“神话”叙事的形成，分析了抗日叙事如何成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安东尼·库干（Anthony Coogan）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非起源于共产国际七大，而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逐渐发展起来的，统一战线的很多基础架构是在中国东北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东北成为统一战线的典范，最终促进了共产国际七大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乔治·冷森（George A. Lensen）利用已出版的苏联外交文件，详细梳理了苏联与中国、日本围绕中国东北的国际关系，认为中东铁路给苏联造成的外交问题，已经大大超过了其商业价值。桑德拉·威尔逊（Sandra Wilson）着眼于日本国内舆论的变化，探讨了日本不同地区与不同群体，如农民、妇女、工商业者等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还有詹姆斯·毛利（James William Morley）的《日本爆发：伦敦海军会议和满洲事件（1928—1932）》  ，贾特斯·多耐克（Justus D. Doenecke）的《邪恶崛起时：美国舆论领袖与1931—1933年的满洲危机》和《挫折外交：斯坦利·亨贝克所揭示的1931—1933年的满洲危机》，路易斯·杨（Louise Young）的《日本的整个帝国：满洲与战时帝国主义文化》 ，萨拉·史密斯（Sara R. Smith）的《满洲危机（1931—1932）：一个国际悲剧》，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的《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从满洲事件到中日战争初期》，伊安·尼西（Ian Nish）的《日本与国际主义的斗争：日本、中国和国际联盟（1931—1933）》，纳兹尔·马哈尔（Nazir A. Mughal）的《中国与世界大国——以满洲危机为例（1931—1933）》，E.安德鲁斯（E. M. Andrews）的《墙上的文字：英联邦和东方的侵略（1931—1935）》 ，等等。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九一八事变及中共问题，早就是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话题，如何开展与外国学者的对话，如何向其展示中国学者的努力与成就，避免自说自话，如何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形成中国学者的话语，是中国抗战史和中共抗战史学界的迫切任务。

以言理解。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是日本强占东北意在苏联，号召“武装保卫苏联”，“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其故焉在？中国共产党本就是在苏俄的帮助下成立，中共“二大”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后，多年接受苏俄、苏联的政治指导，苏联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也是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祖国”。苏联的“五年计划”成功后，“使得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给日本极大的刺激，日本的蛛丝马迹显示其对苏政策有变。离开这样的客观历史背景，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挥洒文字，自然离历史真相甚远；对照李顿调查团对苏联角色的评述，则有后人反不如前人之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指出：“苏俄在满洲之地位，及其因领有中东（铁）路暨中国国境外北部及东北部之领土而获得之重要利益，均不容忽视。故解决满洲问题时倘若忽略苏俄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将引起将来和平之决裂，且不能持久，事极显然。”

 

三、 范式转换之“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锐意攻取。其白江口会战（公元663年8月）以来企图染指东亚大陆的战略，有了新的含义。奈何其不欲为“王道之干城”（孙中山语），转而步老牌帝国主义后尘，以侵夺中国利益和领土为己任。先是日俄竞争于中国东北，流血盈野，日俄战争，日本抢得先机。循着这条轨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陷中国于亡国灭种之险境。

日本侵华之际，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多败俱伤，促使列强构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规范国际交往，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彼此矛盾。但日本昧于世界大势，激进派军人故意制造事端，军部和政府加以背书，发动侵华战争，企图将中国东北变为其重工业基地、原料产地和“过剩人口”的移民地，以及对付苏联的前进阵地，为预想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厚积实力。

事关现存国际体系的运行，国际社会的反应尚称迅捷，经前期酝酿，国际联盟根据中国方面之吁请，派出调查团专门赴东亚调查。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人李顿侯爵（The Rt. Hon. The Earl of Lytton）任团长，故习称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除李顿外，没有加入国联的美国亦派出代表麦考益将军（Gen. McCoy），国联核心之一的法国派出代表亨利·克劳德将军（Gen. Claudel），德国代表为恩利克·希尼博士（Dr. Schnee），意大利代表为马柯迪伯爵（H. E. Count Aldrovandi）。为显示公正，国联同意顾维钧代表中方参加工作，吉田伊三郎代表日方参加。国联秘书处哈斯（Mr. Robert Hass）担任代表团秘书长。1932年9月4日，代表团在北平完成报告书，提交国联议决。报告书确认的关键事项有：第一，“日军在是夜（按：指1931年9月18日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第二，“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第三，申明“东三省之为中国东三省，直与其大部分移民所自来之邻省河北山东无异”。这就形成对日方主张的釜底抽薪之势，日本恼羞成怒，退出国联， 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

麦金德1902年提出“世界岛”的概念，他认为，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人口最多、面积最大、最为富饶的陆地组合。在世界岛的中央，是自伏尔加河到长江，自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的心脏地带，在世界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聚焦，就世界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东北，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堪称“世界之砧”——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这些当今世界的顶级力量，均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投入资源和力量。就九一八事变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事件中不仅不是旁观者，反而在九一八事变引起的连锁反应和国际关系格局再塑造过程中，成长为中国历史的主导者。

作为当事方之一，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共岂有不知？中共观察问题的角度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性的用词且不必论，其远见令人击节。

苏联当然没有置身事外，只是它考虑问题的思路别有取径。1931年9月23日，斯大林在索契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他判断：“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不大可能的是，美国为保护张学良而掀起喧嚣；很可能的是，日本可能与“老奉天分子”合谋。斯大林决定，不进行军事和外交干涉，“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而苏联应使他们“争吵起来”。但为了显示苏联反对日本武装干涉，他表示“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大骂国联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而《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其权谋之意甚浓，但立意和影响却都是世界性的。苏联在看到国联机制未能有效遏止日本侵华后，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后来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又给予了实际承认，其对日本的隐忍，延续到苏联1945年8月对日宣战，但关东军主力在对苏备战的背景下未能南下，影响了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力量对比，亦是客观事实。

英国在华条约利益巨大，对于国联建立和运作颇多贡献。张伯伦、麦克米伦等知名政治家曾被提名参加代表团。李顿在中、日间不辞辛劳奔波多时，顶住日方压力，主导调查过程和报告书的起草，正是这一背景的反映。

美国并非国联成员国，但积极介入调查团工作，表明美国对东亚局势的关切，其态度和坚持“门户开放”、不承认日本用武力改变中国领土主权现状的“史汀生主义”互为表里。日美之间关系自此不断紧张，一直延续到珍珠港事变爆发。在开战前的最终谈判中，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现状，是美方开出的令日本无法接受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从历史的长程看，是改变两国命运的里程碑性质的大事。

今天看来，九一八事变，是中共抗日斗争史的开端，从开展这一斗争的一开始，她就站在全局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在日本不断强化侵略的过程，中共亦不断调整其革命战略和路径，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同时，九一八事变与其后国际联盟的介入，也是国际社会企图利用既存体制政治解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危机的一次努力。日本的拒绝，不仅在实际上解构了这一体系，使国际秩序再次回到“丛林时代”，德军越过莱茵河、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等相继发生，其“失范”的起点，正是日本依仗实力在中国领土上的肆意妄为；日本自身也为此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其不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却始终得不到中国和国际主流社会对其侵略“成果”的认可，乃不断扩大侵略，企图压迫中国屈服。对苏备战终成泡影，也使得日本在英美支持重庆政权与其为敌的判断下，冒险南进，最终败亡。2015年8月14日，在战后70年讲话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认：“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满洲事变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变成国际社会经过巨大灾难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前进的方向有错误，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其结果，七十年前，日本战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退出国联”的连续反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转折点；从这个转折点的角度看待中国抗战史和中共抗战史的发生，是不应当用“局部”一词加以定位和理解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本就是世界历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马海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文章刊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