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1896-1919）》
本书寻绎了19世纪末来自日本汉语借词“科学”由外而内地生成中国“科学”概念的全过程，爬梳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社会变革之间发生的复杂深刻的纠葛，由此揭示一路走来“科学”泛化为信仰的缘由。研究表明，自然科学与分科治学是“科学”概念的基本含义，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整套西方价值体系，分科是“科学”的基本学术形态，因标准模糊，留下格义空间。在晚清民初的语境中，“科学”一词作为学术进步的表征，引申为负载历史进化主义的概念工具参与了学术转型、政治变革、价值重构等重大历史事件。又因国人的理想不同，各循进路，“科学”语义在格义曲解中泛化生歧，呈现中国特色，且权威性日益增强，整体性地嵌入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延续至今。
作者：张帆，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出版时间： 2018年8月
目 录
导 论 近代中国“科学”概念溯源
第一章 从“格致”到“科学”的过渡（1896~1905）
第一节 晚清“格致学”意义的流变
第二节 从“格致学”到日本“理学”
第三节 从“格致学”到“科学”
第二章 从“分科之学”到教科之“科学”的歧出（1901~1905）
第一节 从科举到分科教育的观念转换（1900年以前）
第二节 从分科之“科学”到教科之“科学”
第三节 晚清“科学”教育的构想与困境
第三章 从“分科之学”到“科学”的观念转化
第一节 “科学”概念的学术特征
第二节 “有学”“无学”之辨
第三节 “科学”的维度与政治考量
第四章 中学“科学化”的路径与流变
第一节 中学“科学化”的尝试：以史学为例
第二节 走向形而上的“科学”
第三节 “科学”的限度与道德调适
第四节 “常识”与“科学”
第五章 从分科治学到整体性“科学”的过渡（1912~1919）
第一节 道德救国论中的多元“科学”视角
第二节 欧洲战争与中国“科学”概念的新走向
第三节 民初国学研究范式的变迁
结 语 未完成的正名
参考文献
导论
近代中国“科学”概念溯源
现代学者讨论近代“科学”时，常常喜欢引用胡适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说的一句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以此来证明“科学”在近代中国的重要程度，但很少有人质疑胡适话语的确凿程度。若严格考证胡适所说，从1923年倒推30年，也就是1893年，以现有的材料来看，作为近代学术名词的“科学”尚未在中国出现，胡适的“科学”应该是一个后发的概念。用后出的概念诉说前史，立论的基础已经令人生疑，后学者又多以胡适的话为定论，这难免混淆历史本相。
如果将胡适所说的“科学”理解为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西学体系，大致是成立的。宏观而言，近代西学在中国至少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来自域外，虽然通过不同渠道，经过不同程度的翻译与筛选，但大体保留了西学的原貌，变化较小的学术种类，主要指自然科学与技术；另一个是中国人选择性吸收的西学，一般遵循有益者采之、无益者置之、择善从之的标准，衡量的尺度亦因时、因地、因人存在差异。曾经滥觞于近代中国的“格致学”“实学”“新学”乃至“科学”等，指称西学的学术名词大多是两种面相共存。近代所谓的“学战”从一开始便不是中西学术的直接对弈，而是希望通过中学的“西化”，以应对来势汹汹的西学大潮。中学“西化”的初衷或许只是郑观应期待的“以西学化为中学”，但从结果看，中国学术走上的是一条“以西学化中学”的不归路。不过，尽管西学所占比例一再增加，但形成的各学终究还是梁启超所说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混合体，固有学术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延展性。
问题在于，同为西学，何以诸学之名逐渐褪去，“科学”一词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却“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至今成为治国方略，且越发显得仰之弥高？今日所谓的“科学”或有别于晚清民国时的“科学”含义，但“科学”一词沿用至今，说明它已经扎根现代人的观念，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留下深刻印记，且持续地发挥作用。“科学”概念的生成衍化及其一路走来何以得步进步，吸引了不少史学研究者的好奇目光，将“科学”视为整体，探求其输入、传播与运用的全过程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字面上看，“科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特指“科举之学”。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二字连用指代科举的用法并不普遍。目前语言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近代“科学”一词来自日本，为日本的原语汉字借词。严格而论，它与科举之“科学”绝非一事，而是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概念。
已有研究显示，日本用“科学”译science，是因为“科学”有“分科之学”的意义。“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32年，著名的兰学医生和翻译家高野长英在其著作《医原枢要内编》中说“解剖学乃医学之一科学”，该词即有专门之学的意思。明治维新后，出现不少在“分科之学”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的日本学者。1871年，井上毅讨论学校制度时，让学生跟外国教师首先学习作为学问的“语言学”，然后再“科学化”；文章中出现的“农科学”一词，特指学术专业化。1873年，福泽谕吉将“科学”与“文学”一词连用，指称“文学学科”。1874年，西周在《明六杂志》上发表的《知说》一文中出现“科学”字样。但据沈国威的翻译，science仅对应“学”，“学之旨趣唯在于讲求真理，而不可论究其真理于人类有何利害得失”。与“学”相对的为“术”，“据真理为吾人兴利去害、使之被失向得者是也”，“至于所谓科学，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者”日本学者岭木修次认为《明六杂志》的例子根据上下文判断有“学科”之误的可能性，属于孤例、疑例。科学史家吴国盛也认为英文的science并没有分科之义，作为分科之学的英文应是discipline。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是针对当时西方科学正处于职业化、专业化、分科化阶段而言的，突出了19世纪中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特征，但遮蔽了它所生长出来的知识论传统。
日本“科学”一词的首见书证一般以《哲学字汇》为确。1881年，井上哲次郎等主编的《哲学字汇》初版，把“科学”一词与日本理学（自然科学）并列，成为science的译词，与“哲学”相对。在以后出版的《附英图解英和字汇》（1886）、《英和双解字典》（1886）、《和译字汇》（1888）等工具用书中，science的译词当中不但出现了“科学”字样，同时存在“学”“艺”“知识”“学问”“智慧”“理学”等诸多译词。随着日本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指向近代自然科学的“科学”一词渐渐普及，在大正时代民主主义时期大体上固定。“科学”概念最终形成广狭二义：广义指具有一系列近代科学特性的学术整体，狭义指自然科学与技术。
“科学”一词初入中国，在两个意义上同时得以体现。1899年，《清议报》登载大量日人文章。有文章指出：“凡人种增进，及其争夺之事，关系不小，而将为万国民之大战场，殆不容疑也。及于彼时，则其动机所起，有二个之现象：一曰科学之进步，一曰列强之均势是也。”并举例说明“科学”进步与开苏伊士运河、西比利亚（西伯利亚）的铁道、尼加粒瓦（尼加拉瓜）的运河，以及铺就太平洋海底的电缆和希马拉耶（喜马拉雅）横亘以铁道相关联。此“科学”指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又如，井上哲次郎著《心理新说序》，说“电线、火船与自鸣钟，无一不本于科学。然而科学原出于哲学，而心理学实为哲学之根基矣”。此“科学”就不特指自然科学，而是已论及欧洲学术的发展次第。
多数学者认为，近代中国首次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是康有为，他在《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列有普及社译的《科学入门》和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这一观点见于20世纪80年代樊洪业的研究。但据朱发建考证，樊文在引证时没有顾及版本问题。在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中记载，该书最早的版本“《日本书目志》，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奉伪旨毁版”，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今本《日本书目志》收入姜义华等人所编的《康有为全集》第3集，所据刻本为1912年刻印的万木草堂丛书本，因此这一推测尚且存疑。但是，即便樊文所论确实，据沈国威考证，康有为不懂日文，依靠其女康同薇的翻译对日书略有了解。《日本书目志》中存在的大量日语词语和表现方式，是康有为原封不动地照抄过来的，他本人对于这些新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诸如“科学”“美学”等词只不过是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加以引用，它们对于康有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符号，而不存在实际意义。至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年，在上清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首先使用“科学”一说，因该奏稿被证明本有代拟原件，经日后篡改内容大异而无法成立。不过，从康有为将《科学入门》列入《理学门》，可推测“科学”应作自然科学解。他本人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十分明确，曾说“尝考欧洲所以强者，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穷物理而知化也。夫造化所以为尊者，为其擅造化耳。今穷物理之本，制电、制雨、制冰，制水，制火，皆可以人代天工，是操造化之权也。操造化之权者，宜其无与敌也”。或许康有为并不知道日本“科学”的详情，但至少清楚“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意义与“理学”相当。
汪晖推测中国最先使用“科学”一词的是严复，认为他的《国计学甲部》残稿应作于《天演论》之前。文章中严复说：“群学之有公例，而公例之必信，自我观之，且由心志之自繇。……故即使治此学者，祈向之不灵，前言之不验，亦不过见（此）学之（未）精，原因之未得，不可谓人事为无因果，抑科学之无此门也。赞同者认为此稿译于1894年或1894年之前；反对者如王天根，他于2004年撰文表示严复此文当作于1909年前后，但后来不再坚持这一观点，将之存疑。因此，判定严复是否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关键在于确定《国计学甲部》的翻译时间，目前学界对此并无确论。根据严复在文章中将“科学”明确解释为“分科之学”，本书倾向于认为严复使用“科学”一词应当在20世纪初期。
朱发建认为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明确使用“科学”一词的第一人。1899年，王国维为《东洋史要》作序时写道：“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王国维此说与其东文学社老师籘田丰八相同，籘田谓“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如连珠之不绝，若不明其中之关系，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幻梦耳，浮云耳，何意义之足云。盖零碎之智识，不足称为科学故也”。因此，王国维的“科学”认识来自日本确定无疑。
考证何人最早使用“科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该词。在1902年之前使用“科学”一词的中国人并不多见，他们大部分在国内接受教育，并受到日本学术或多或少的影响。1900年，章太炎的《訄书》刊行，该书在《王学第十》与《忧教第五十》两篇中出现“科学”字样。其中《忧教第五十》是1898年初版中的第43篇，原文说“景教者，物理学士之所轻，其政府亦未重也”，文中的“物理学士”后改为“诸科学”。《王学第十》是1900年版本中新增的内容，文中说“是故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二四是也’《庄子·天下篇语》《周官》《周书》既然，管夷吾、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后废绝，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科学”表示以古代名学为基础的分类治学的方法。《訄书》中的“科学”一词应该是1899年章太炎东渡日本后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而有所增改。
1901年，章太炎著《征信论》，谓史学不能为“科学”。“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耶？”今世平议者，“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吕祖谦《博议》之流，但词句有异尔”，他们只是“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书，师儒口说，本非同剂”。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与王国维的“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的判断不同，尽管他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没有大异，但他与严复的“历史不自成科”的判断大体相近。但是细究之下，史学不必合“科学”与不能成为“科学”，看似结果相同，性质却有天壤之别。有学者根据版本学的研究，认为章太炎此文始作于1901年，成文不早于1908年，特别是《征信论》下篇应是全新内容。如果结论确凿，至少说明1901年的章太炎仅是初涉“科学”，可以运用，却未必有独立的见解，而他关于历史学的认识究竟成于何时便有了重新探讨的必要。事实上，自“科学”概念进入以后，类似史学是不是“科学”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纷至沓来。随着学术标准的转变，固有学术被迫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内完成自我身份的再认定。
1900年杜亚泉辑《亚泉杂志》，“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其时杜亚泉亦能直译日籍而无阻。文章中，杜亚泉把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称为“艺术”，“科学”则为“艺术”根底，因此他的“科学”应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科学学理。与杜亚泉交好的蔡元培在为其《化学定性分析》一书作序时说，“《礼记大学》称：格物致知。学者类以为物理之专名，而不知实科学之大法也。科学大法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归纳者，致曲而会其通，格物是也。演绎者，结一而毕万事，致知是也。二者互相为资，而独辟之智必取径于归纳”。1901年，蔡元培写《学堂教科论》，谓“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学之类，故名、法诸家，多祖述焉。刘氏谓其出于史官，则如近世进化学家，固取材历史矣。以其与孔氏宗旨不同，故夷之科学，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并表示所举学目“皆取易于识别，故或采译语，或用日本人所定”。可见蔡元培的“科学”概念亦源自日本，意为分科之学，而且初具方法论上的认识。
综上所述，1901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科学”概念大多出自日本，且未溢出日文本义。一是指分科的系统之学，以追求因果理法为鹄的的学术均为“科学”，如王国维、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论。二是指对于自然的研究与运用。总体而言，当时的“科学”仅被少数人知晓，基本停留在简单引用的阶段。
但是，严复是众人之外的一个特例。1901年，严复亦言“科学”，《原富》译本中首次出现“科学”一词。经过中英文比照，严复的“科学”意为专科之学，并不完全与science对译，有时也从arts and sciences，或是The parts of education翻译而来。而且学科范围广泛，凡分科者都可以称为“科学”，并没有附加更多意义，如伦理学对应的是The scienc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good and bad reasoning。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原文中science并没有明确的界域，严复的译文也只是表达出分科之义。
与译文不同的是，严复在《计学》例言中表达的“科学”意义相当明确。如他所说，“科学”以追求事实公例为鹄的，“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科学”为客观之学，与主观上的伦理道德无涉，“科学之事，主于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且与中国之贫富、黄种之盛衰有密切关系，“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而学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学之律令，亦无益也”。诸如此类的言论显然不是亚当·斯密原著中的本意，也比他人的“科学”表述得更为周详。严复的“科学”意义从何而来？追溯至1897年他在《国闻汇编》上发表的《劝学篇》，可见端倪。
《劝学篇》是《群学肄言》的初译本，严复在《天演论》的译本中称之为《天人会通论》。所说之事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劝学篇》只连载了《砭愚》和《倡学》两篇，《倡学》是作者斯宾塞解释何为“科学”最为详细的一篇，但在初译本中严复将其称为“格致”。1902年，《群学肄言》翻译完成，次年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足本，新译本中的“格致”一词全部置换为“科学”。其实，早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救亡决论》《论世亟之变》，以及1898年发表的《西学门径功用》等文章中，严复已经陆陆续续把斯宾塞关于“科学”的分类、性质以及“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分别阐发，而且说只有符合“西学格致”之例者，才可谓之为“学”。因此，如果不强以“科”“学”二字并列为标准，而以今天所认知的“科学”意义来衡量，严复应该是中国最早完整表述近代科学体系的第一人，但严复将“科”“学”二字连用应该不早于日本“科学”的出现。
遗憾的是，严复阐发的“科学”内涵远没有他的《天演论》影响广泛，也没有他的群学那么激荡人心。20世纪初，援引严复“科学”论说的人并不多见，社会上充斥的几乎都是来自日本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