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为国治学 六十载史志不渝 ——民国史中心荣誉主任张宪文教授专访
他是民国史研究的带头人，他所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当今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他是建国六十年时党中央、国务院邀请的六十名新中国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创新、创业、创优”优秀人才代表之一，也是教育部系统人文学科的两位代表之一，赴北戴河进行学术活动。
他就是无数史学家眼中的“民国史巨子”——张宪文教授。
2017年5月8日，历史学院中国史系2016级硕士支部有幸采访到了八十多岁高龄的张宪文教授，听他讲述他成为一名党员的故事，讲述他与南大、与历史研究的不解之缘。
放榜、炼钢与入党
为什么学历史？学完历史做什么？每一个以历史为志业的人在踏入史学大门时，都会有这样的思虑和考量。即便是后来身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宪文教授，在1954年填报志愿、查看榜单后，也面临着这样的困惑。那时他刚满二十岁，原本的志愿是去东北、北京或是上海学习经济，最终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榜单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开始了与南京大学的不解之缘。
1958年是全民大炼钢铁的一年，作为大四的“老学长”，他更是积极参与。“到大学化学系借了一个坩埚，在地上挖坑，把坩埚放上，然后把原材料放进去，用高温，一两千度，原材料也化掉了，也倒出来了，然后冷却了”，时隔近六十年，张宪文教授仍然清楚地记得“一千零七十万吨”的炼钢目标和这个炼钢的趣事。
当年7月，毕业前夕，张宪文教授怀揣着建设国家的崇高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不一样，大量生产工业产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对年轻人的吸引很大。”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极其浓厚，其时南京大学的校园里就贴有很多标语——“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被子、褥子、床单、枕头，网袋、脸盆、水壶、漱口杯，他把四年前从山东带来的铺盖卷又重新打包，做好了去青海的准备。
事情的发展却是出人意料，1958届历史系毕业生的分配中，“有四五个同学到青海，有两个同学到黑龙江，有两个同学到山西”，满打满算要去青海的张宪文教授则是成了四位留校同学中的一个，但是一心想着奉献国家的他心里并没有多大震动，“当时大家希望做专业工作，没有北上广这样的概念，也没有说要回家乡去，就想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婚礼、白菜与吃鱼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年轻的教职员占了大多数，操办婚礼自然成了极其有趣的事情。对于生活简朴的他们来说，两个人的铺盖合在一起是婚姻最直接而本质的表示。在张宪文教授的印象里，他就为不少老师操办了婚礼。“结婚的时候系里面有名单，比如说张三要结婚了，大家出份子，每个人五毛钱，五六十个老师加起来三十块钱。”三十块钱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能够为新人添置一些新婚的用品。1959年底，张宪文教授结婚时，就用这笔份子钱买了张床。会议室摆了长桌，老师们热热闹闹地围成一圈，起哄着让新人啃苹果，唱支歌，谈谈恋爱史。“结婚不像现在花那么多钱，也不像现在这么热闹，也没新衣服穿，就是戴一个花，都非常简单。”但他们都乐在其中，是今人无法体味的意趣。
婚礼是少有的“奢侈”，简朴才是生活的主旋律。那时张宪文教授的爱人也在南京大学工作，两个人的工资几乎都用来维持一日三餐的开销，每月最多能拿出十几块钱为两个孩子添置衣物，旧衣上的补丁已经层层叠叠了。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早晚只能吃稀饭，中午才能吃一顿干饭。他们每月只能领到一斤肉和六两油，时常是清水煮白菜应付度日。到1966年文科院系迁往溧阳办分校时，他们才有了一笔九十块钱的存款。
在学校，张宪文教授甚至还曾带着老师们在校园的草坪上种菜。这些菜被卖给了食堂，老师们用换来的钱“搓一顿”，张宪文教授至今都记得在中山陵附近餐馆吃鱼的事，“肚子里没油水，就要吃点荤菜嘛”。习惯了稀饭和白菜的肠胃，乍一遇到大鱼大肉的刺激，果断罢工，“吃完之后回到家，当晚就拉肚子，一夜拉了好多次”，大家都开玩笑吃鱼没补上营养就算了，还造成了损失。
“清水煮白菜”、“鱼肉反伤身”，即便是在生活如此艰苦之时，老师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点都没有动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物质的充沛和生活的美好是他们对共产主义最简单的理解和最诚挚的向往。不管此后的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如何，在张宪文教授看来，对那时的党员而言，“对未来的信心、前途真没动摇”。
“一报两刊三口袋”
1958年9月正式留校后，张宪文教授被安排承担中国现代史的教研任务。他心里明白，“中国现代史在史学里面可能是最难教的，难在它不是一个史学研究的框架，而是国共两党、革命反革命这种概念”。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他“没有二话，绝对服从”，开始了中国现代史的执教生涯。
现代史教研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资料，没有教科书，只有‘一报两刊三口袋’”。一报指人民日报，两刊指红旗杂志，三口袋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三袋中共历史文件的戏谑之称。写文章也大多围绕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进行阐述，而诸如“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事件，年轻的学生们不了解，老师们也没有教材，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非常困难。
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研究中华民国史。这项任务从人民出版社手中又移交给了中华书局，直至1974年最终落到张宪文教授的身上。十年后，他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这一年也可谓是民国史研究的转折点。经过张宪文教授的不懈努力，研究室在1993年正式更名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对民国史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民国史也从当初的“险”学，成为如今炙手可热的“显”学。
《中华民国史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蒋介石全传》、《南京大屠杀全史》、两岸合著《中华民国专题史》……“一报两刊三口袋”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他所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铁证，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当今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张宪文教授带领着一批批历史学人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巅峰。
追求本质，坚守真理
1962年，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到南京演讲，在南京大学开了一场座谈会。有一位老师向翦伯赞提问：“翦老师，我们学历史干什么，学历史有什么用啊？”张宪文教授记得，翦伯赞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回答。在进入历史系后，他也时常思索，历史到底有何功用。
历史系教授陈恭禄老师看文章，总要先看后面的注释，他认为写文章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事实的根据，用事实说话。从陈先生这里得来的教导，是张宪文教授对历史学者史德最初的认识——追求本质、坚守真理。“学历史应当追求历史的真实，要把历史真相揭露出来……要坚守真理，我们学者有一种学术的勇气，就是为了真理。”
那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很广泛，张宪文教授根据历史事实进行考证，认为“四大家族”的概念不是很恰当，“蒋宋孔陈，蒋没有财产，陈也没有财产，陈到了美国养鸡，还是向朋友借的钱。只有宋和孔有点财产，还构不成一个大财团，所以整个蒋宋孔陈是一个财团不大可能”。他给1977级、1978级的历史系学生上课的时候就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后来他还为“四大家族”的考证动员上海著名经济学家丁日初先生写过两篇文章，影响广泛，“四大家族”的概念在教材里就渐渐消失了。
对于历史学者的责任和历史学的功用，他有自己的深刻见解：“第一要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第二要为国家、民族的战略需求服务。”1990年代后，国家教育部特别重视历史学在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作用，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两国始终不能达成共同认识，当时的日本人认为是中国人制造了大屠杀的谎言。北京方面最终将大屠杀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安排给了张宪文教授。
“我们历史学者应该有这种义务、有这种责任，去把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搞清楚。”身在南京这座城市，张宪文教授觉得这种义务和责任更大。他向江苏省委宣传部汇报了经费短缺的问题，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最早筹得了一百万元，为这项工作提供了经济保障。研究成果得到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甚至连日本外务省都曾指令驻上海总领事馆到南京大学对此进行两次采访。这些一手史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证据，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无可辩驳。
为什么学历史？学完历史做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学历史就是讲故事，学历史就是背书，毕业了就是教书，如此而已。张宪文教授告诉我们，“学历史有它的功能和价值，对国家民族来讲，它的功能更加重要。”作为当代有志于史学研究的我们，应当铭记并努力践行张宪文教授所言，深切体悟历史的功用，用历史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
组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硕士支部
采访：李剑星 李伟豪 任维波 史鑫鑫
吴佳佳 杨莉 杨尚华 张安康